作者介绍：彭文祥，湖南茶陵人，现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导，中国文艺评论（中国传媒大学）基地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网络文艺与文化。出版《中国现代性的影像书写》《凝视镜像》《艺术与审美的当代形态》等着作。主持《价值论视阈中的电视剧艺术发展论》《跨文化语境中的影视艺术传播研究》等课题。着作、论文获“教育部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飞天电视剧优秀论文奖”等。
从学科及其体制化的维度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艺术学逐渐从美学中分离出来，并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被引入中国；随着艺术实践的丰富发展，同时，经过学界多年的努力，艺术学于1990年被增列为“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1997年，艺术学一级学科下设“艺术学（俗称‘小艺术学’）、音乐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舞蹈学”八个二级学科；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并下设“艺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学、设计学”五个一级学科。历史地看，在百年变革的宏阔图景中，艺术学从被引入中国，到成为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再升格为“门类”，体现了发展的曲折和必然，也显现出一条自觉、自信的发展主轴。特别是，由于历史根源、学理和现实状况等原因，艺术学一度被文学“托管”，但艺术思维毕竟不同于文学思维，而哲学思维科学层面的“正本清源”不仅有力促进了学科建设、艺术理论等的进步，还有效促进了艺术实践、人才培养等的繁荣发展。
当然，“学科”意义上的艺术学和“内容”意义上的艺术学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但两者不能等同。就当前现状而言，尽管艺术学及其相关学科的设立时间短，且有些命名尚存诸多疑议，同时，它在研究对象、方法、边界、谱系等方面还与美学、文艺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联，但作为对于艺术基本问题及创作生产一般规律的系统认识，艺术学70年的发展历程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70年，更是内容建设与发展并取得丰硕成果的70年。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维度，如果说，我们可以将“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新时代”作为重要历史节点，并把艺术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叁个阶段，那么，依循艺术自觉、自信、自强的发展主轴，我们就可以回到历史变动的实际过程，回到审美话语发生、发展的具体环节，并从中透视那些发展的脉络和不断更新的动力所标示的趋向。
一、筚路蓝缕：在自我确证和学习借鉴中开辟前行道路
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这一历史的大转折、大背景中，艺术学也开启了它新的发展历程。尽管艺术学学科的独立地位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确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建设与发展的缺席，相反，此一阶段在诸多方面厚植了根基、积累了经验、开辟了道路。择要说来，有如下显着特点和表现。
1.毛泽东文艺思想为艺术学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研究、论证文艺问题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文艺工作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已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也是已在孕育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唯物史观品格，特别是“为人民服务”的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规律、“普及与提高”的辩证法等，奠定了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文学艺术思想的指导原则。不仅如此，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一次飞跃和重大成果，开创了我国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新格局，塑造了中国特色艺术学的基本品格，至今仍具有弥足珍贵的重要作用和深刻影响。
2.苏联文艺理论为艺术学建设与发展带来了丰富资源。近代以来，西风东渐，我国艺术学深受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开始，苏俄文艺理论的作用日益增强；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文艺理论全面引入，以至成为了我国艺术学建设和发展的主要资源乃至范本。客观地说，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高尔基、斯大林、日丹诺夫等为代表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对我国艺术学建设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比如，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基本观点、文艺的服务方向，以及文艺的阶级性与党性、民族性与人民性、个性化与典型化之间的辩证关系等。当然，苏联文艺理论中庸俗社会学、机械唯物论的不良影响，以及简单化、教条化、庸俗化的倾向和缺陷也给我国艺术学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时至今日，在尊重历史和深刻反思的意义上，这种“负面影响”体现了艺术学发展的曲折性，但亦不失为科学发展道路上的警醒。
3.实践论美学的广泛影响为艺术学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学术典范。艺术学和美学紧密相连，因此，美学的发展必然对艺术学带来深层次影响。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学广泛吸收西方美学思想而开始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当代美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蓬勃发展，比如，出现了以吕荧和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论美学、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论美学、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社会性与客观性统一派等。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基础的“实践论美学”是一种醒目的存在，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在学术上取得主导地位的本土化美学流派。尽管实践论美学代表人物（朱光潜、李泽厚、刘纲纪、蒋孔阳等）的观点不尽相同，同时，在20世纪50—60年代、80年代、90年代，它还呈现出“前实践论美学”“实践论美学”“后实践论美学”叁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的共同基础，面对新命题、新问题的阐释能力，以及对“实践”潜力的不断发掘，使其成为了我国最有声势、最有影响的美学流派。就艺术学来说，实践论美学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文化意义：一方面，它丰富、促进了艺术学的内容建设；另一方面，在学术借鉴的意义上，实践论美学的成功“实践”为中国特色艺术学的发展树立了典范和标杆，增添了自信和力量。
二、与时俱进：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浪潮中凝聚力量、彰显特性
依史家的看法，社会文化的变迁有叁种表现形态：一是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是百年期的缓慢渐变；叁是不囿于时间限度的事物性质的激变。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属于第叁种情形，它是触动全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是波及全民族文化心理更新的历史伟业。在这种剧烈的历史变革和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中，艺术学发展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并呈现出新的格局和新的气象。
首先，艺术学建设和发展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和条件。简要说来，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艺术学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强大的思想武器；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艺术学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创新的源泉；叁是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为艺术学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营养和不竭的动力；四是中国对外开放为艺术学建设和发展拓展了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空间。
其次，诸多要素及其矢量合力作用塑造了艺术学的开放品质和丰富面相。择要说来，第一，被学界称为“方法论年”的1985年或1980年代的“方法论热”，蕴含着丰富的、意味深长的信息和记忆。其间，方法论的自觉探索经历了从自然科学方法向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移转，涉及方法论的多层次关系、方法论与文艺观念的关系、文艺主体性等诸多方面。其历史贡献聚焦方法论却又远溢出方法论的边界，而与思想解放的文化环境、人自身的现代性启蒙、文艺及理论批评观念的解放等有着深层次的关联，并表现为艺术研究的活跃态势和多元格局，甚至，“这场‘方法论热’是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指导下的一个大破大立、破中有立的动态过程，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引起甚至促进了思想领域的整体革新。”第二，如果说，“方法论热”可视为学术活力的象征或创造力的隐喻，那么，作为主体的研究者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艺术理论家自觉地充当艺术变革的思想者，以人性与美的光芒去启蒙公众。这主要表现为艺术理论的美学化、人学化和方法化等理论热潮，显示了艺术面向审美的广阔原野开放的趋向，要求把人性、人道或异化等内涵重新植入艺术理论体系中，在学科上则演化为艺术学学科中的人文学科自觉以及独立的艺术学自觉。”第叁，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市场经济大潮和大众传媒等的蓬勃发展，大众文化得以如火如荼地兴盛起来，并形成了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新格局，迄今仍具有结构性的巨大影响。对艺术学来说，如何把握大众文化兴起、繁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显然是创新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当然，从大面上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浪潮中，艺术学发展的显着特点表现在诸多要素及其矢量合力的复杂作用塑造了艺术学的开放品质和丰富面相。其中，诸如现实生活的诉求、马克思主义的根底、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西方艺术理论的借鉴等都渗透于艺术学的建设和发展之中。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艺术理论发展回顾和展望”学术研讨会上，“艺术理论的本土传统与现代阐释”“艺术教育的美育灵魂与创造性内涵”“中国艺术史的本土典范与国际视野”“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艺术文化批评”等议题就蕴含了这方面的丰富内容，既有回顾总结，也有未来展望。
其三，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深广发展，艺术学呈现出特色鲜明的审美现代性。在思想文化的领域，“现代性”（Modernity）是考察和打开诸多复杂问题域的有效方式。历史地看，现代性话语源于西方并行程了一整套话语体系和价值标准，但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实践，一种由“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而搭建起来的“中国现代性”（Chinese Modernity）已展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与之相应，在新的思想文化语境中，当代中国文艺也逐渐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审美现代性（Aesthetic Modernity），而作为理论上的反映和总结，艺术学因其蕴涵了当代中国文艺审美现代性的丰富信息而成为了中国特色审美现代性的典型表征。
叁、守正创新：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强化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也是艺术学建设和发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守正创新的时代。
第一，新时代赋予了艺术学新的发展方位和新的历史使命。“进入新时代”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视野、从改革开放近40年历程和十八大以来五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方位上所作出的科学判断。无疑，新的历史方位必然带来新的文化方位和文艺方位，与之相应，新时代语境中的艺术学发展必然要面临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也必然要呈现新的风貌和特色。特别是，对艺术家和理论家而言，“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要积极“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为艺术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时维度看，在一系列重要讲话、回信等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艺的重要论述蕴涵着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并展现出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的新意境。概括说来，其论述涉及艺术精神论、艺术传承论、艺术创作论、艺术批评论、艺术传播论、艺术产业论、艺术人才论、艺术价值论、艺术管理论、艺术创新论等广阔领域，其中，既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又渗透着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和创新思维。习近平对于文艺的重要论述是时代的产物，也占据着时代精神的标高，就思想的总体性、思维的辩证性、价值的实践性等来说，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块“整钢”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新成果和美学结晶，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精神引领与价值导向。
第叁，艺术学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突出六个特性。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历史和实践都表明：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是中国特色艺术学建设和发展须臾不可分离的世界观、方法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文化自信，艺术学发展就难有底气、也难有能力承担时代使命、回答时代课题。守正创新一体两面：守正是基础，只有坚持根本，才能明确发展方向和道路；创新是关键，只有不断推进内容和形式、观念和手段等的创新，才能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特别是，面对当前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和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艺术学建设和发展尤其需要立足中国语境、放眼国际环境，着力强化和突出“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六个特性。唯有如此，艺术学才能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历史大势中真正繁盛兴旺。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作为复杂的精神象征活动，艺术是人类掌握世界的重要方式，与之相应，作为对于艺术的科学，艺术学不仅有着自身学理、价值、创新等的内在规定和诉求，还对艺术实践具有深刻的影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乃至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时至今日，站在新时代的历史高原上，回望我国艺术学70年来的发展历程、学术成就，展望其未来发展的前景和功能发挥，尽管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多种要素及其相互作用使得艺术学的建设与发展具有复杂性、曲折性，但伴随着新中国成立的喷薄朝阳、应和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实践的铿锵节拍，日益明晰、强化的艺术自觉和文化自信塑造、铸就了艺术学人民性、民族性、价值性、现代性等基本品格，也必将在新时代的浩荡东风中更加彰显其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专家推荐意见】该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作了宏观勾勒，思路清晰，表述精炼。作为学科的新门类，艺术学既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同时又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希望年轻的艺术学走出一条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路。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