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建构质量的关键性呈现，国家秩序图景包含秩序形塑过程与秩序实际样态两层范畴，是过程性与结果性、评价主观性与实践客观性的迭加。它反映的是“利维坦”在生活世界中得到“文明”安顿的制度化能力和心理—文化的认同能力，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然而，国家秩序图景与国家治理结构的选择紧密相关，且伴随着国家建构路径的不断调整而呈现出差异性。这之中，存在着未来的或然性或不确定性。对此，需要在不断发展的新背景下有更细致的理论省思与实践导引。
国家秩序图景的演进逻辑
我国国家秩序的核心根基是“政党—人民”的互嵌结构。这一国家秩序图景的嬗变，既与东方生产方式所造就的深厚文化传统浸淫关系深厚，也与经典作家的国家秩序观在集体主义思维路径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呈现出国家秩序建构与发展的独特规定性与制度逻辑。而国家秩序的演进，背后关键的力量是制度的力量，是特定文化背景和社会场域规定性所设定之制度逻辑的实践后果。
第一，建构性的动员与获得性秩序。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快速的秩序稳定是任何国家都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国家治理的结构选择既是过往组织体系有效性的延展与应用，同时要能够对新的秩序安排和制度建构形成核心支撑，从而缓释资源有限性与快速建政后的可治理性矛盾问题。因此，动员方向的转移与国家治理重心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步性，形成了特定的政治构架与政治景观。
第二，解构性的建设与发展性秩序。这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所赖以依存的财富制造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此过程之中，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调整出现新的变化，执政党与社会的交往方式与程度与既往相比也有了重要的变化。这对以制度化的方式形成新阶层力量吸纳和整合提出新的要求。国家秩序的效率逻辑，在此阶段通过发展型政府的一系列强激励，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经济社会驱动发展大潮，无论从体量还是质量的角度讲，国家治理都不断面临有效性的新课题。
第叁，重构性的调整与调适性秩序。无论是对市场经济体制中混合所有制的倡导，抑或是对经济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结构性匹配不足所引发的转型矛盾频发，都说明经济溢出效应不足所共生的社会、生态等问题，逐渐成为治理的中心议题。从社会角度讲，这是“权利再造”的持续需要；从国家长治久安的层面看，这是战略方向中多领域、多维度审视和整合的内在需要。与此同时，自身力量与形象转变的过程中，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交互方式、交往力度、影响力程度也大体同步地实现着深刻的变化。经由“站起来”“富起来”转而面向“强起来”的强大诉求，在制度赋权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大量导入更为技术化甚至精细化的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实践选择。
上述演进逻辑中，最为基本的动力机制是复杂现代性主导下的自调试机制。简单地讲，自调试是在调处和平衡治理场域中渐趋异质化主体利益的过程中，寻求最少成本和最低冲击烈度的国家自主性，从而避免因某个或某些力量的过分膨胀危及共同体的存续及其应有超越性的持续供给。现实中，特别显着的行动逻辑体现在技治主义的来临与“城市中国”的来临大体同步，给社会带来极为复杂的影响。譬如，就社会治理而言，网格化的导入，实质上是在技术可行的范围内实现“技术赋能”，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实现对社会秩序的再造，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认知路径
在“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新时代，“在场性”地准确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需要直面国家秩序碎片化的衍生风险和整合乏力。通过执政党组织主导的权威再组织化和整全性渗入优化，凭借导入社会矛盾的新判断、发展建设的新规划等新向度选择，来持续促进国家秩序图景的新形塑。
一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维度。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国家治理需要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在理论上回应如何将国家议程从“效率增长模式”循序转变成为“效益发展模式”，解决人们“生存性需要”基本满足条件下向“发展性需要”转变的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对新时代国家治理绩效的实践评价，需要实现社会化、法治化与综合化方面的转变，要突破简单的以政府偏好为中心和自我评价，发展民意导向的政策过程和绩效评价体系。倡导国家政策决策与实施的规范化、制度化，确保社会的有序参与及权益的均衡保障，提升建设的理性化程度。对建设发展进行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维度的综合考评，导引高质量发展的再平衡功能之实现。
二是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维度。新时代的国家治理，既需要深切地理解和把握改革开放的逻辑，又需要联系和衔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优良传统，同时还需要参透和融合到我们祖祖辈辈存续发展的心理文化和行为结构之中。从这个角度讲，新时代的国家治理既需要充分尊重本源型传统与复杂现代性依据，扎根于乡土性制度底色向城市性增量循序转变这一根本事实，做好诸如新型城镇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式、协调性发展；又需要精准回应深度市场化的需求，更深切地理解和把握经济规律。尤其是实践中逐渐摆脱对行政的过度依赖；同时通过构建和运行完备的法治体系，规避资本逻辑对于社会诸领域的同质化“殖民”所造成的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降低国家治理的“风险成本”。
叁是线上与线下关系的维度。复杂现代性发展情势下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给国家治理勾勒出了一个与人们日常“在场空间”看似迥异而实际却是“关系万千重”的“线上空间”。这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命题、新挑战。在一个现代化深入推进的大转变年代，国家治理需要将“线上”与“线下”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一体化、开放式的公共政策优化。通过深度运用大数据，一方面进一步克服“信息孤岛”“数字鸿沟”等“技术藩篱”现象，竭力规避碎片化、应景式、悬浮式治理，另一方面回应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型、开放型、服务型和质量型发展趋势。
四是结构与功能关系的维度。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在充分发掘现有国家制度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在结构与功能方面的现代性建设，亦即提升国家治理结构的规范度与治理能力的有效性。从国家均衡建构的角度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现代性国家治理，在结构上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权力与权利的理性化制度关联；在功能上要拓展的是政府与市场有机作用关联基础上的实践机制平衡，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治理体系。这样，才有可能拥有真正有效的社会参与和社会利益配置的动态平衡。在体制转型与发展转型重迭的双重转型关口，关键要解构“主客同体”张力中地方政府所面对的阶段性“角色不适”与“效能递减”困局，探索社会结构日渐分化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社会边界的动态调整与交互机制的引导性重构重建，从而促进治理工具的合理选择和有效组合。
五是中国化与全球化关系的维度。中国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全球化治理的竞合历程。通过改革开放，通过积极主动参与包括经济全球化在内的全球化进程，中国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推动者、合作者和建设者。在此过程中，中国不仅获得了全球化的发展红利，而且也为全球化红利的世界分配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因此，进一步的国家治理，需要在不断强化国家整合平衡和发展服务能力的基础上，对全球治理供给更多制度性的公共产物、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更多力量。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