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巴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其实，这种实验性做法并不值得过于推崇。
这叁位经济学家的实验性做法属于发展经济学领域。发展经济学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美国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帮助欧洲重建。这个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方面欧洲经济很快恢复起来；一方面美国解决了战后的产能过剩问题（原来生产军火的部门面临转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工业化也取得巨大成就。这些成功的经验催化了发展经济学的诞生。当时主流的思考是发展中国家最短缺的是资本，只要提供足够的资本，发展中国家就可以腾飞。很多国家，比如印度、埃及、坦桑尼亚，受这个主流的思想影响，大力推动工业化。但事后的发展事实表明，这种投资主导的发展战略在大部分国家是失败的。随后，发展经济学又经历了几次思潮，比如进口替代、市场化等。这些思潮有一个共同特点，希望找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药方。可是，这个药方一旦被大规模推广，问题就显示出来。
面对这些失败，发展经济学开始反思。既然在大的方面很难有大的突破，那么经济学家应该放弃大而空的力量，花更多的精力在小的方面进行改进。经济学家应该像水暖工一样来解决实际问题。克雷默是比较早地将实验方法引进发展经济学的。在非洲很多国家，蛔虫很普遍。孩子肚子有蛔虫的话，经常无法正常上课，自然影响成绩。长期下去，他们的健康和教育水平都比正常孩子差，进而也影响他们长大后的收入水平。他通过实验的方法证明，一旦给了孩子蛔虫药，孩子们的出勤率立刻上升。因为蛔虫药非常便宜，这个政策干预收益比异常地高。
后来，阿比吉特·巴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贫困行动实验室，在发展经济学领域推广随机实验。阿比吉特·巴纳吉称，只有随机试验提供的证据才符合黄金标准。在不到20年时间里，这种随机实验的方法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在主流英文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发展经济学的文章中，使用随机实验的比例越来越高。
毋容置疑，随机实验的方法对理解经济学的机理，尤其是穷人的经济行为，还是很有帮助的。比如一篇发表在《科学》上的一篇论文，通过对比收割工人在甘蔗收割之前和之后的智商，发现人们在贫穷状态下（甘蔗收割之前），智商会比正常情况下（甘蔗收割之后拿到工资）低大约10个点。这说明穷人有时候做出似乎非理性的决策，并不是因为他们笨，而是因为他们穷。
但现在主流发展经济学认为，只有经过随机实验验证过的政策才是科学的，才可以推广。这种方法论主导政策的倾向很值得商议。因为有很多政策问题，是无法做实验的。如果研究只关注能做随机实验的题目，可能出现“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问题。
即使有些随机实验初始证明很成功，推广到更大范围往往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在做随机实验阶段，项目组往往雇佣最优秀的名校博士生来管理。但如果把实验一旦推广到更大范围的话，即由点到面铺开的话，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就变得至关重要。还有一个问题，各地情况差异很大，在小范围证明有效的干预，不一定适合其它地方。例如，发放蚊帐也许可以帮助解决非洲撒哈拉地区的疟疾问题，但在北非这些干燥的地区，蚊子根本就不是个问题，贫困人口根本不需要蚊帐。
即使在随机实验学派盛行的医学领域，随机实验也只是最好到临床阶段才做。要开发一个新药的话，要先了解药理，然后找几个老鼠做实验，检验毒性。然后再用猴子或兔子做实验。等过了动物实验之后，再申请在人身上做实验。但第一步往往是只针对自愿来的病人，并非有对照组的随机实验。只有在病人身上证明没有太大副作用情况下，才可以在更大范围进行所谓的随机实验，来测量药的效果。这说明实验很重要，但并非上来就要做随机实验。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包括中国，是通过做随机实验来解决减贫问题的。中国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从而提供了一个脱贫的世界样本。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提供了很多的有效经验，尤其是由点到面、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渐进式改革。以中国的开放过程为例，最初国家在蛇口设立一个很小的工业区，进行改革开放的实验。成功之后推广到更大范围的深圳。然后再推广到沿海城市。这种循序渐进的实验方法有助于消除风险，同时摸索经验。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实际上更符合医药开发的实验过程。
总之，随机实验的方法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有助于理解经济学的机理和人们的经济行为。但在制定政策时，不能唯随机实验。中国的经济学者应该踏踏实实地总结中国这些年经济迅速发展的经验，找出其内在规律，为推动经济学的进步做出贡献。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