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原为上古史书的通称，《汉书·艺文志》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而史书被称为《乘》《梼杌》，则见于《孟子》。《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晋、楚、鲁叁国史书名称不同，但性质、内容差不多，都记录以齐桓公、晋文公为代表的春秋史事，都出自史官之手。叁国史书何以名称不同？东汉赵岐解释说：“‘乘’者，兴于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梼杌’者，嚚凶之类，兴于记恶之戒，因以为名。‘春秋’，以二始举四时，记万事之名。”意思是晋史多记“田赋乘马之事”，故名《乘》；楚史多记“嚚凶之类”，故名《梼杌》；鲁史记“万事之名”，故名《春秋》。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赵岐的说法有所保留，他说：“《乘》，义未详。”史书何以名《乘》，朱熹有疑惑，也未作深究，后人更语焉不详。其实，叁国史书名称不同，不是因为所记内容不同，而是因为周王室与晋、楚、鲁叁国的关系不同，对它们的立场和评价不同。《乘》《梼杌》《春秋》名称本身体现着春秋战国时代的“华夷之辨”。
一
乘，车乘，古代一甸之地承担一辆兵车的赋税。《周礼·小司徒》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礼记·郊特牲》“唯社，丘乘共粢盛”句则“丘乘”连称，郑玄注：“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谓之乘。乘者以于车赋出长毂一乘。”东汉刘熙《释名·释州国》也说：“四丘为甸。甸，乘也，出兵车一乘也。”丘、甸皆是古代采地单位，一甸出兵车一乘，故甸又称乘。作为采地单位，甸与乘可以互换，甸即乘，乘即甸。
甸，就其位置而言指都城郊外。《尚书·禹贡》规定在天子领地外围，每五百里为一个服役地带，按远近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离天子最近的五百里地带叫甸服，主要为天子治田出谷。天子都鄙加上甸服五百里，也就是畿内千里。《礼记·王制》说：“千里之内曰甸。”《国语·周语中》周襄王对晋文公说：“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左传·桓公二年》晋大夫师服说：“晋，甸侯也。”周成王封其胞弟叔虞于晋，距离西都镐京与东都成周都比较近，属于天子畿内千里之地，环卫于王室近侧，承担甸服的贡赋和守卫之责。
晋国属于甸服，“甸，乘也”，则晋国即晋“乘”——给周天子贡献车乘田赋之国。再引申之，记录晋国所出田赋车马和此疆境上发生的一切的史书，也叫晋《乘》。故史书名《乘》，源自采地、赋税之制。
《礼记·郊特牲》“唯社，丘乘共粢盛”句“丘乘”连称，“丘”与“乘”都是古代采地单位，也都成了史书之名。“乘”有晋《乘》，“丘”有《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说楚国史官左史倚相“能读《叁坟》《五典》《八索》《九丘》”，唐代孔颖达认为《九丘》是“九州之志”，记录九州“土地所生，风气所宜”，与晋《乘》“田赋乘马之事”相类，都是采地单位作史书名称的例证。
称晋史为《乘》体现了周王室的立场。《国语·晋语七》晋国大夫司马侯说：“羊舌肸习于《春秋》。”羊舌肸即叔向，晋国着名的贤大夫，司马侯推荐他做晋太子之傅，羊舌肸所熟悉的《春秋》，应是晋国的史书，晋人称呼本国史书为《春秋》。晋《乘》，是晋史的别号，在周天子眼里，晋国是王室田赋车马的贡献者。也许，不仅晋国史书，其他甸服之国的史书都被周王室称作《乘》。《乘》意味着与周天子关系比较亲密，在天子畿内千里之地，也意味着对王室承担甸服的贡赋和守卫之责。
二
梼杌是恶兽，与混沌、穷奇、饕餮共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四凶。《神异经·西荒经》描述如下：“西方荒中有兽焉，其状如虎而大，毛长两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长一丈八尺，扰乱荒中，名梼杌。”梼杌如此丑陋凶恶，古代把冥顽不灵、凶恶无比的人比喻成梼杌。《左传·文公十八年》说：“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颛顼这个不成器、凶顽的儿子被叫作梼杌。鲧在上古传说中是一个凶恶顽固的叛逆者，不听命于尧舜，最后被舜诛杀于羽郊，古人也视其为梼杌。
对周王室而言，楚国就是那个不服从王命的“梼杌”。自西周建立以来，周、楚之间的矛盾、战争绵延不断。周昭王伐楚丧师，溺死于汉水，这是周王室的耻辱，一度讳莫如深。几百年后齐桓公还以“昭王南征而不复”作为伐楚的口实。周宣王征讨荆楚，劳民伤财，国力大挫，伐楚失败导致了后来西周的败灭。春秋时代，楚国越来越强大，不断蚕食吞并姬姓之国，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成为霸主，皆因为“尊王攘夷”有功，阻挡了楚国朝北扩张之势。但楚国的发展还是如火如荼，楚庄王在中原长驱直入。春秋中后期，楚国与晋国共为天下盟主，周王室及中原各国最终没有挡住楚国的强大。
《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楚国无视周王室的权威而自称王，一直是周王室及中原各国的心腹之患。对周王室而言，楚国是顽固不化的大凶者、叛逆者，就是“梼杌”。出于对楚国的仇视与畏惧，就把记录楚国历史的书也蔑称为《梼杌》。《梼杌》是周人给楚史的别号，楚人是不会称呼自己的史书为《梼杌》的。《国语·楚语上》楚人申叔时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申叔时建议楚太子学习的《春秋》，应该是楚国史书，楚人把自己的史书也称作《春秋》。称楚史为《梼杌》，表达了对楚国的厌恶、仇恨和畏惧。这一名称凝缩着周、楚长期的敌对历史。
战国时，楚国是七雄之一，经历长期的战争及文化融合，楚国俨然成了华夏文明圈里的一员，天下格局与春秋时代大不相同，楚国基本不再被视为北方的共敌。《梼杌》称楚史只见于《孟子》，孟子还把楚人称为“南蛮舌之人”，他是传统的守护者，有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梼杌》一词，说明视楚国为蛮夷的传统，至少在孟子的时代还没有结束。
叁
“春秋”首先指诸侯对周天子按时节的朝聘和贡献。《国语·周语上》说：“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国语·吴语》说：“春秋贡献，不解于王府。”《左传·僖公十二年》记载管仲朝聘周室，周襄王欲以上卿之礼接待，管仲说：“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若节春秋，来承王命”意思是于春秋朝聘之节，来接受王室之命。以上的“春秋”皆强调诸侯对天子的朝聘、贡献。鲁国的始封君伯禽周初被封于东夷之地，是姬姓最东边的大国，承担着控制东方夷族的使命。另外，伯禽是周公的儿子，周公在周成王年幼的时候，践祚摄政，功莫大焉；为了表彰周公的功德，周王室特赐鲁国用天子之礼祭祀周公，故鲁国在姬姓之国中尤为尊崇。鲁国政治地位特殊，战略意义重大，对周天子而言，当然希望鲁国能按春秋时节进行朝聘，承担对王室的辅翼之责。称鲁国的史书为《春秋》，应该包含着这样的期待。
“春秋”还指按时节对祖宗的祭祀。《诗经·鲁颂·宫》：“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意谓对上天及祖宗的祭祀不能懈怠。《左传·襄公十叁年》载楚共王言：“若以大夫之灵，获保首领以殁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从先君于祢庙者，请为‘灵’若‘厉’。”意思是托大夫的福，能够保全首领以善终，在祭祀安葬诸事上，得以追随先王于祢庙，请给“我”“灵”或“厉”这样的谥号。“春秋”指祭祀，“窀穸”指安葬。《中庸》引孔子言：“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这些“春秋”都指对祖先的四时之祭。对祖先的四时之祭称“春秋”，故记录四时之祭的典策亦称《春秋》。诸侯把本国的史书称为《春秋》，应该有这样的含义。
“春秋”由天时而引申为朝聘或祭祀之礼，则记载朝聘和祭祀等大事的策书，就通称《春秋》。故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春秋》最原本的特质是礼，自古皆然，故成为史书的通名。
综上所述，《乘》由甸服之采地、赋税得名，《梼杌》因对楚国的仇视得名，《春秋》由天时得名，除了《春秋》是上古史书的通名外，《乘》和《梼杌》作为别号，主要出于周王室的立场。《庄子·渔父》说：“贡职不美，春秋后伦，不顺天子，诸侯之忧也。”也是从贡职、春秋朝聘、是否顺服叁个角度总结诸侯与天子的关系，正好与孟子的《乘》《春秋》《梼杌》叁个名称的含义相对应。《乘》与《春秋》皆侧重对天子所承担的贡赋、朝聘、藩卫义务，是期待和要求；而《梼杌》针对敌人，表达仇恨、厌恶和畏惧。《孟子·滕文公下》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天子有权评判、褒贬诸侯，天子给诸侯史书的别号，有“一字褒贬”的政治功能。孟子的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华夷之辨”。
（作者：董芬芬，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