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于政治学研究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地位的争论，主要停留在何者为优的层次上，而鲜有涉及两者在“致用”维度上的统一关系。但是，着眼于兼具哲学与科学内涵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真正重要的问题或许并非在于对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作简单取舍或判断何者为优，而是需要更深入地思考二者如何融合的问题。
一
按照最宽泛的，也是一种古典的定义方式，政治被理解为公民在公共空间中展现才德、建立功业并获得荣耀的活动，它包罗万象，涵盖了政治共同体中公共生活的全部。相应的，这种理解当中也自然内含着预设政治哲学统摄性地位的基调。因为，只有那些指向“美好生活和健全社会”“正确或完善的政治制度”的内容，才被一些人定义为区别于“公开学说”之意见的“知识”，才可能与上述“正当”的政治活动间建立起必然的因果关联。而站在思想光谱另一端的人们，主张“科学”地理解政治，并把一切形而上学的概念和规律排除出政治生活和政治学的知识体系领域。
从学科范式上讲，政治学研究正经历着从哲学时代向科学时代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并不代表对哲学或科学范式的简单否定和替代，而是表明二者都在确立对于自身的反思和超越性维度。这种转变是从普遍到特殊又到普遍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种简单的循环，而是与人类理性思维在否定之否定中实现不断自我超越紧密关联。真正隐藏在哲学与科学、价值与规范之争背后的，其实是对政治学致用维度一以贯之的终极关怀。正是这一维度的始终存在，引导着人们的理性思维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因此，这一维度才是真正可能将整个政治学发展史连贯为一条完整线索的基础。
二
尽管存在着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分离的现状，但是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应然与实然研究正从对立走向统一。在当代世界中，无论是普遍性还是特殊性，都不应该被简单地否定或者替换，因为二者既存在各自作用的合理空间，又存在彼此连接的过渡地带。科学与逻辑不应是简单地占领意志与价值的解释空间，而应尝试解释意志与价值产生及发生作用的机理，而后者也需反过来重新审视其与科学和逻辑的兼容关系。科学与逻辑的背后，同样包含着对秩序的追求，这种追求不能不被看成是一种特定的价值旨趣，所谓剔除不科学内容的过程也不能不与剔除不道德内容的过程保持着内在的共性。
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二者适应性的边界问题，也需要我们以二者统一的视角去看待。事实上，我们经常会发现政治科学研究中科学性不足的问题，比如在传统的制度主义框架内，对于特定制度衰亡的解释往往是不充分的，但我们又应该看到，政治科学研究局限的暴露，并不必然创造出政治哲学发挥填充作用的空间。这是因为，上述问题的出现，既可能是政治科学范式内部定性与定量研究的平衡失调、工具与经验的脱节所致，也可能是源于科学问题对价值问题的不当遮蔽。即便矛盾表现为后一种形态，政治哲学研究的补位也不是自然而成的，而是需要从政治科学研究的弊病中汲取教训，从而避免自身在经院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因此，探讨应然问题的政治哲学与探讨实然问题的政治科学之间并不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对立和替代的关系，恰恰相反，二者在人们对于政治世界的解释和影响过程中完全可能和平共处。一方面，应然探讨所留下的经验世界的空间有待于实然研究的填充，用以支持其立场、结论，或者丰富其思考维度乃至于提供反思和超越的条件。另一方面，应然探讨所致力于追求的普遍性概念，又通过相应的社会实践，与实然研究发生关系，从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实践研究走上无限制强调差异性的碎片化认知的道路。毫无疑问，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可以以一种微妙的组合形式共同指向对现实世界的影响与改造。
叁
对于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之间内在统一关系的另一重理解维度是，既存在政治哲学的研究沿着观念政治的轨迹滑向无意义的解构性阐释的危险，也存在着政治科学的研究在完全祛除有意义的价值议题的情况下沦为为现状提供保守主义注脚的风险。
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学理论，便实现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目标和研究范式的内在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科学分析的痕迹无处不在，比如阶级分析和社会经济结构分析就是最典型的代表，相较于马克思之前那些沉迷于建构“逻辑在先”思辨体系的政治哲学家而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政治科学的坚定拥护者。但是，如果因此便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英美政治科学混为一谈，又显然是不合适的。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以科学为名，将结构性的、带有价值旨趣的矛盾问题通过技术性的解读去实现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的脱敏化，更不赞同仅从技术性的解释角度来运用政治科学的分析工具。
中国本土化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在不同阶段应该有所侧重，但不能偏废。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中国本土的政治科学研究起点较低。相应的，本土政治学研究中那些运用最新科学研究方法，比如质性研究方法的成果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和鼓励，同时，基于本土经验的多元创新方法也应当获得更高的评价。另一方面，政治科学的主流范式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因此，经由政治科学提炼而成的概念、范畴、体系，必然反映着其所存在的政治实体中的主流政治价值，反映着相应政治哲学前提的影响。归根到底，要实现中国政治学的学术自信、话语自信和学术自立，不是政治哲学或者政治科学单方面的发展所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需要超越的，并不是政治学发展中特定的“哲学阶段”或是“科学阶段”，而是一种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简单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式。我们从不打算否认两者在范畴、范式、功能方面的差异，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承认二者的关系必然以此兴彼衰为唯一指向。着眼于政治学整体的发展前景，高呼“科学时代已经终结神学时代”，或者将“哲学的复兴”视为一个既定的趋势，实际上都不符合事实，而且反映出持论者仍在过分地执着于哲学与科学间“体”的区分，而忘了使二者统一于政治学致“用”的旨趣。事实上，回到政治学本身，尤其是当代中国政治学本土学科体系建设的初心上来，无论我们是期许来自政治哲学的研究能够为主流价值观的建构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支持，还是希望依托政治科学的研究能够为解决现实矛盾提供经验与方案素材，围绕“体”之维度上的区分所展开的学理争论，都不应该以妨碍“用”之维度上的统一为代价。对于本土政治哲学的发展而言，致用的关键在于反思和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预设，寻找和建构中国价值和中国维度；相应的，对于本土政治科学的发展而言，致用的要害也在于发现西方政治科学的盲区与局限，从而尽快摆脱学步与回应的被动状态。本土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发展完全可能并且绝对应当同向而行。前者在普遍性、价值性问题上的破局，可以为后者破除西方政治科学“价值中立”的神话，真正回到用中国眼光、中国思维、中国立场来思考中国问题的科学解释与解决奠定基础。同理，政治科学本土体系建构的每一分进步，其运用于中国现实中科学性的每一分提升，也都在无形中解构着西方立场的政治哲学所描述的普遍性根基，推动着政治哲学的发展。
（作者：王炳权，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