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雍也》篇共计叁十章，其中前十六章上接《公冶长》篇，依然是借人物品题表达孔子本人的道德追求与价值取向；后十四篇讨论“中庸”“文质”“仁知”“仁之方”等重要命题，通观全篇，其头绪虽似纷繁，但是其主线依然是十分清晰的，“以‘为仁’之‘道’为一以贯之的义理线索。”（黄克剑《论语解读》）可谓草蛇灰线，形散而神不散。
前十六章中的人物品题，其主要对象多为孔门弟子。孔子对他们的评价有高有低，其标准就是看他们是否能恪守儒家的要义，以“仁”为自己的修身处事之本。能“践行”或“近仁”的，孔子就予以表扬、予以鼓励，评价就高；反之，孔子就予以批评、予以贬斥，评价就相对较低。
众所周知，孔子最喜欢、最寄予希望的学生无疑是颜渊。颜渊的生存状况是很恶劣的，既没有像子贡这样发财致富，也不曾像冉求这样为官作宰，甚至连维持自己的生计，都存在着不小的问题，“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然而，在孔子看来，颜渊才是弟子中最有“仁者气象”的人，是真正的“贤者”：“贤哉，回也！”因为颜渊对“仁”的践行是始终不懈的，他的道德境界，是孔门其他弟子所无法企及的：“回也，其心叁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颜渊的“求仁致仁”，是出于自觉的主动，而非功利性的被动，这中间，不掺杂任何其他的动机，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彷徨。真正是发乎内心的皈依，“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一个“乐”字，犹如诗眼，画龙点睛道出了颜渊之所以超迈群伦，成为孔门第一人的奥妙之所在。孔子指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仁”的理想是伟大而崇高的，然而“仁”的实现却是艰巨而坎坷的。如果没有真正认同与皈依的襟怀，不能真正做到以苦为乐，乐在其中，那么即使勉强去做，也势必无法持之以恒，会把它看成是一种负担，一种累赘，一种磨难。唯有像颜渊这样下意识将“求仁”当作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毫无障碍地以此为“乐”，才能够安贫乐道，安之若素，完成精神上真正的超越，“受天下之垢”，好学不倦，“不迁怒，不贰过”，在世人面前展现自己完美的人格。由此可见，孔子在本篇中评论自己的弟子颜渊，其实是拿颜渊为具体例子，形象地向他的弟子以及所有世人描述了何谓“仁”，何谓“仁者”！这种典范的意义，这种楷模的标尺，是无可替代的。
正是因为“近仁”“求仁”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孔子在篇中明确提出了要为“君子儒”，不为“小人儒”的重要命题。有知识不困难，有一端之长也有可能，如子路“由也果”，子贡“赐也达”，冉求“求也艺”，但是，这并不是真正进入“仁”的境界。换言之，只有“仁”，才能使一个读书人成为“君子儒”，反之，即使是“器”，甚至像子贡这样属于“瑚琏”级的“大器”，也有可能沦丧为“小人儒”。为此，孔子谆谆告诫子夏（包括其他弟子在内）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这个告诫，在今天看来，依然不乏重要的警示意义。随着教育的普及，人们接触与拥有知识的机会大大增多了，然而，“有金钱无知识，有知识无文化，有文化无品位，有品位无境界”的现象同样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一些人拥有知识，但是，并不缘此而自然成为“知识分子”。因为，在他们身上，并没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更缺乏自觉的人文关怀，所谓“知识”，仅仅是他们的谋生工具，他们所缺乏的，是读书人应有的担当精神与人文关怀，他们没有道义的追求，没有正义的立场，对社会的进步，未能尽自己的努力，对弱势的群体，未能寄自己的同情。等而下之者，更是将自己束缚在利益集团的战车上，狐假虎威，为虎作伥。无怪乎，一些专家被人们讥为“砖家”，而一些教授则让人戏谑称为“叫兽”。这问题就出在他们甘为“小人儒”，而丝毫没有意愿修养道德、完善人格以争取成为“君子儒”。应该说这是读书人的异化，孔子当年所忧虑的读书人的人格分裂、知识精英的道德堕落，在今天的现实中依然存在。这是知识群体的悲哀，更是国家民族的耻辱。
值得钦佩的是，孔子虽然对儒者的分野有深切的忧虑，对“小人儒”的滋生与蔓延有心理上的准备。但是，从本质上讲，孔子对“君子儒”的造就依旧抱有乐观的期待，对政治、伦理合理秩序的重构依旧怀有充分的信心，能够认准目标，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即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孔子之所以仍有期待，仍有信心，是因为在他看来，“为仁”之“道”虽有困难，但并非不可克服。克服的途径，一是以高尚的文化来充实自己，以合宜的礼制来规范自己，“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二是从自身做起，从细节做起，“能近取譬”，推己而及人，博施而爱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叁是使知识与仁德得到有机的统一，做到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共生互补，相得益彰，主体（仁）要坚实巩固，工具（知）要锐利合用，“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四是方法与手段得体而恰当。这个正确的方法与手段，就是以“中庸之道”观察问题，把握问题，解决问题，凡事把握一个“度”字，既不过分，也不夸张，正确定位，稳妥应对，“极高明而道中庸”。
上述几点之中，“中庸”的辩证思维与合理把握乃是最为重要的，它具有普遍的哲学方法论意义。具体地说，“中庸”的核心涵义是拿捏与把握好“度”，做到“无过无不及”，既不要做得不够，也不要做得过分，寻找事物的最佳平衡点。这包括形式与内容要做到有机的统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天人关系要能够合理协调与平衡，既不否定天意与鬼神的存在，又倡导以人事为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行为与心态要致力于和谐圆融、浑然一体，“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此为孔子弟子仲弓所言，但为孔子本人所高度认同）总而言之，一切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拿捏分寸，恰到好处，收放自如，见好就收，从而在践行“为仁之道”上取得最佳的效果。
当然，“度”的拿捏与把握是最不容易的，凡事爱走极端，思维流于偏激，是社会生活中的常态，这就更加反衬出“中庸”的难能可贵：“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有这样的认识，表明了他在“为仁之道”的追求中，固然立场坚定不移，心态积极乐观，然而，其认识又是清醒的，其思维又是辩证的。这是孔子的卓越处，更是孔子的深刻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