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各行各业取得了辉煌业绩，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简要回顾7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的成绩，总结这些成绩取得的成功经验，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同时，从跨学科、多学科融合研究的新时代学术转型的要求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和启发性意义。
一、70年的辉煌成果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70年风雨兼程，70年成就辉煌。盘点其70年奋斗历程，可以划分出既相对独立又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两个时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这两个时期取得的研究成果，相互间承前启后，可圈可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全新的国家意识确立，表现在政治体系、思想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上对旧社会、旧体制的彻底否定。因此，任何科学的研究必须紧跟和紧扣新社会、新中国的意识形态，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晴雨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甚或是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党的政治斗争理论、阶级分析原则和其他思想意识标准指引下，着重研究古代文学作家作品深蕴的人民性、阶级性、爱国主义、理想道德、公民觉悟、社会素质、个体高尚品行情操，坚持剔除封建性的糟粕，吸收精华，对这一时期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培养，对于全民道德觉悟、思想觉悟的提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许多研究者所赞赏的《诗经》、屈原、杜甫等的忧国忧民思想、爱国主义精神，正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意识之一，而研究这个主流意识，也成为了研究者责无旁贷的职责。于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古代文学的研究历程中产生的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就是概括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或现实主义传统，从而成为具有中华民族之文学特色，彰显了民族之精华的创作理论，指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创作实践。这个现实主义传统的概括和提炼，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理上讲主要包括：一是基于“古为今用”的原则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发生的积极现象与这个时期国家的现实生活主要是阶级生活、政治生活的需要对应起来，从而让文学史的历史逻辑与社会的生活逻辑形成统一，因此产生了现实主义传统或现实主义原则。二是基于对象与思维方法之间的必然性。学科研究一旦确定了研究对象，也就决定了研究方法或思维方法。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确定的诸如《诗经》、《离骚》、杜甫、陆游、辛弃疾、《水浒传》、龚自珍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注重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联性，因此现实主义的方法成为学理上的不二之选。
20世纪50-60年代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形态，发展到改革开放的80-90年代，形成了对于古代文学人性、人道主义、文学主体性、人文精神等切合文学本体的内质之探讨。以“人文精神”的研究为例，学者们意在发掘古代文学作家作品包含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民族大义、个人修养、审美取向、大国胸襟、天下担待，小到“修身齐家”，大至“治国平天下”，从“太上立德”到“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中国古代文学彰显中华民族之精神，弘扬民族之气度的表现。由此可见，70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正是在党和国家要求彰显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思想指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时代。尽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要看到在一些历史段落中阶级性标准、学术政治化的倾向发展到了极端，扼杀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科学性，甚至歪曲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阶级论、人性论的研究方法，如50年代对于《水浒传》的研究，70年代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幸运的是，粉碎“四人帮”后，我们马上进行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各条战线出现了思想解放的大好形势，尤其是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干部工作会议上对文艺工作者的讲话，更是让文艺研究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迎来了解放思想百花齐放的春天。他说：“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叁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邓小平同志强调的“文艺不能再从属于政治”，像一声春雷，唤醒了古代文学研究者。从此，百花齐放，思想解放成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指导原则，由此产生的丰硕的研究成果表现在：
研究方法丰富多彩，百花齐放。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西方的“新叁论”，科学主义，传统考据、阐释学方法，比较研究法等。
研究使命或责任上以学术研究为目标，回归本体研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古代文学研究最大的解放。主要表现在揭示古代文学发展的内在外在规律，探讨古代文学个性、情感、思 想、审美这些属于古代文学的要素，寻求中国古代文学在走过的漫漫历史长河中相对于世界文学大家庭而言应有的位置，描绘中国古代文学在几千年民族大融合、民族共命运的过程中担当的民族共同体角色，挖掘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价值、故事主题、世界内涵。
成果呈现形式如繁星丽天，波光粼粼。一是在高校和科研机构恢复和建立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设立了大量高质量的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权点，建立了规模宏大、数量巨大的中国古代文学人才队伍，梯队合理、结构合理、知识合理。二是编纂和整理了大量的古代文学文献，如卷帙浩繁的《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全清词》《先秦文学史料》《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这种繁花似锦、斑驳陆离的文献汇集和史料编纂的情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蔚然成风，学界甚至称90年代为“史料年”。
改革开放、思想大解放为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注入了活力，使得那些本应属于古代文学的要素，诸如个性、情感、思想、审美，形成了建立学术的内在逻辑关系的连结点，对于学界建立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本体或本位架构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因此，发现、挖掘、建构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体系就成为研究者们努力寻求的新目标，
这个新目标最直观的表现形态就是学科建设、文献编纂和大批研究成果，初步形成了从学术体系到学科体系再到成果呈现形式的叁段式架构。
随着21世纪钟声的敲响，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代，国家形势、国家建设都开创了另一个全新的局面。新常态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近20年的研究成果辉煌灿烂。首先表现为讲好中国故事，即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的本质特征，书写中国特色的古代文学史，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描绘反映中华民族文化品格和精神面貌的现实画面；其次表现为在国家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背景下，古代文学研究担当了将中国文学和文化推向世界、认知世界，同时也让世界了解中国，尤其是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5000年璀璨文明的时代使命，我们在国外建立了众多的孔子学院，海外汉学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繁荣发展，唐诗宋词等喜闻乐见的古代文学样式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这些无不证明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研究走向了世界，影响着全人类。
二、新时代未来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建设和发展全面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国家各项事业都做了顶层设计。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在这伟大奋斗的时代也蓄势待发，为祖国的文化建设和优秀传统的传承锦上添花。展望未来，我们应该储备好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想理论、研究方法。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学科，我们应该为中国古代文学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且为其它相关学科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启迪与经验。
第一，学科研究需要有正确的理论和思想作指导，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概莫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实践表明，只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想和理论指导人们对于古代文学发展规律、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与时代之关系、文学审美等等的研究，就能得出正确、科学、客观的结论，就能结出丰硕有用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对于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思想，对于实事求是科学客观地分析问题的思想，对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尤其是恩格斯提出的用历史的审美的标准评判文艺作品的真知灼见，是古代文学研究者过去、现在、未来必须一以贯之地运用的正确思想武器。比如，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今天看来，仍然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先进、最完整、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这个宝贵的思想武器去解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许多复杂艰难的问题和疑惑，应该成为目前学界同仁的共识。比如对于屈原的评价问题，历来聚讼纷纭，许多学者往往主观臆测、脑子发热而想当然地认为屈原的作品不可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准，他们没有从马克思主义对于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出发，去探索屈原所处的战国社会的客观情景对于屈原文学创作的决定性影响，也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于事物的形成和发展是遵循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地逐渐地形成的思想去分析屈辞达到如此高水平的成因。甚至有怀疑论者罔顾事实否定屈原的存在，导致的结果是否定了我国思想史上一笔宝贵的民族遗产——屈子精神，即忧国忧民、爱国爱民、探索真理、坚持正义的民族灵魂。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古代文学的研究者要站在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上，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贯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观点，掌握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群众的方法，去分析、梳理、研究、提炼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诸多问题，全面占有复杂浩繁的文学史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将古代文学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成分挖掘出来，服务于人民，服务于新时代社会主义特色事业。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作指导，同时我们也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和思想。从学理上讲，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和思想，应该是指由我们自己的研究者建立的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中国品格的文学理论，既反映中华民族的历史风貌、民族精华，又扎根于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之中，符合中华民族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取向。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和思想又能融合全世界的文化精华，具有广泛包容的国际视域，真正达到了中国化境界的文学理论和思想。此外，时代性、
内涵的创新性、开放性都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和思想的品质特征。
第二，学科研究需要有敢于创新、推陈出新的胆略、魄力和智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一项既要继承优秀文化传统，传承中国民族文明之精华的光荣任务，同时更是一项要求打破传统，不能固守成见，需要大胆创新、推陈出新的创造性事业。因此，古代文学研究者要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勇于开拓，勇于创造，生产出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精神成果。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推陈出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斩钉截铁、铿锵有力的话语，激励着古代文学研究者对于古代文化精英们用文学样式承载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刻思考：只有创新才能显示活力，只有创新才能彰显学者的学术个性，才能找到学术的价值。“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新旧交替，“创造性转化”是新时代赋予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光荣使命。我们对于先秦子家的再研究，对于曹操的再评价，对于韩愈的新审视，对于程朱理学的新思考……只要扣住一个“新”字，一个“创”字，必将有意想不到的新收获，而这些新收获，必然是这个新时代的，其它学科如哲学、史学、艺术学等也必然是如此。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当某一种新体式的创作达到它的极盛之时，便遵循事物发展“物极必反”的规律开始孕育着另一种新体式，例如由先秦诸子散文、纵横家文章和楚辞而发展演变出汉赋，由唐诗而演变出宋词，由宋词而演变出元曲……每一种新体式都是推陈出新的结果。这种中国古代文学各文体发展变化的客观史实决定着研究者也应寻找研究思维的新变，研究方法的新变以及研究理路或学理的新变。
学科研究必须讲好中国故事。虽然我们说科学无国界，但具体落实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学科门类、学科内容必定烙上这个国家的民族的历史的印痕的。中国的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诸如文学、历史、哲学等便是刻上了中华民族的血与火的烙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内涵，书写着中华民族成长、发展、壮大的故事，而中国古代文学更是这个民族叙说、民族书写的典型，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诗史、故事史、精神史、成长史、文化史，有着更多的中国故事。我国古代神话书写着中华民族的先祖与自然界的种种破坏力、魔力作坚决顽强的斗争，想要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英雄主义；《诗经》讴歌了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奋斗、吃苦耐劳的民族品质；《楚辞》体现了屈原坚持正直、坚持真理的斗争精神；杜甫诗歌反映了杜甫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李白诗歌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美好河山的衷心热爱……这许许多多的中国故事、中国品质，正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要去好好叙说、好好讲解、好好宣传的，是我们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使命。那么，为什么要讲好这些中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了鞭辟入里的精当阐述：“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去检验中国古代文学所书写的、所展示的内容，都发生了并且还将继续发生着这些十分重要的作用，职是之故，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当然也包括其它学科的研究者，“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意味深长地要求科研工作者既要讲好，并且要弄懂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还要求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各学科都要讲《论语》《孟子》《楚辞》《史记》《叁国志》《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告诫科研工作者要在新时代全球的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因此这里又涉及到深度的学术问题，即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研究所面临的现代转型问题、当下价值问题、时代语境和世界语境问题。“与
现代社会相协调”“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正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及整个中国古代文、史、哲、天文、地理、制度、艺术、科学、技术等所有科学门类研究者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强挑战，职是之故，我们必须认真遵守之，努力实行之。总之，我们在这里讲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必须要讲好中国故事，指的就是这种研究应基于中国实践，呈现中国风格或中国风采，也就是说要站稳中国立场，展示中国话语权，这从学科学理上讲是“必需的”。
第三，学科研究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响遍全球，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更需如此。党的十八以来，我们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的宏大设想和重大倡议，其中也包含着中国人应当成为构建世界文化共同体、成为中华文化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的主角之内涵。在这两项伟大的创举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要有率先的意识担当、行动垂范，在思想上、理论上要拿出对策建议，在行动上要拿出方案、成果。我们设想，构建世界文化共同体，古代文学研究以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为引擎，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向世界人民宣传我国得以延续五千年之久远的文明精华，让世界人民感佩中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中华文明并以中华文明影响他们的价值取向。在行动上，我们的设想其实也正在施行，诸如在孔子学院开设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课程，开展中国古代文学为中心内容的各种学术研讨会，吸收、邀请世界各国的学者和普通民众到中国参会，或者把会议安排在世界各地举办，建立和扩大域外汉学研究的机构等。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倾心学习的是，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重大外事活动时，总是很熟稔地将中国古代诗文、经典话语以及民族故事向世界各国传播，让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化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在融合全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宏大实践中率先垂范，这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引以自豪和深感荣幸的，下面略举几例以供古代文学研究者学习：
2013年4月7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引用《古今贤文》诗句“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祝愿亚洲与世界的美好未来百花齐放、春色满园；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引用王安石《登飞来峰》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规划中法友好关系要高瞻远瞩，放眼未来；
2015年4月22日，习近平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讲话引用魏源《默觚》诗句“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欢迎和鼓励世界各国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宏伟大业；
2016年11月21日，习近平在秘鲁国会发表重要演讲引用张九龄《送韦城李少府》诗句“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表明两国关系亲密无间，不因地理上远隔重洋而疏远；
2016年9月3日，习近平在杭州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上发表演讲，引用潘阆《酒泉子·长忆观潮》诗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号召与会的二十国工商人士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
以上引用的诗句，既表现了习近平在重大的外事活动中高超的哲思和睿智，也体现了他对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的谙熟，更是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借良好机会和场合将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深远用意。
第四，学科研究要有多种多样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来说，传统的研究方法丰富多彩，曾经发挥过良好的作用，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诸如训诂、笺注、考证、甄别、辨析、义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方法样式，尤其是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更加如虎添翼。因此，这些优秀的传统研究方法我们仍然要继承发扬。但是，由于科学的无国界性以及中国正在步入现代化、国际化的行列，如同钱钟书先生所说“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海，心理攸同”，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其它学科亦可借鉴）不能囿于传统，而是要突破传统，兼容并收古今中外有益的研究方法，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具体来说，我们首先要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方法、政治经济学方法、科学主义方法等等；其次是西方的优秀理论和方法模式。比如阐释学、叙事学、结构主义、新“叁论法”等。在这里我们着重要强调的一个研究方法，一个可以跨学科甚至文理工兼通并用的研究方法，即大数据或云计算。这一方法是当今社会信息化的产物，利用它通过数据检索、数据分析、数据挖掘、图像处理、光学字符识别技术等手段可以攻克许多研究难题，表现了信息化时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走向融合的趋势。目前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最权威、最高级别的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都有建立数据库的选项，可见大数据方法已由国家层面来要求学术界引进和运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运用这一方法可以解决古代疑难文字和版本校勘等问题。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的辉煌成果，展望未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光明前景，我们充满了强烈的文化自信。中国古代文学蕴含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求毅力，“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信仰坚贞，“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爱民深情，“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清廉品质……这一切的一切，在这个伟大奋进的新时代，只要我们好好弘扬之，实行之，中华民族必将傲然挺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专家推荐意见：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七十年的宏观把握较为准确，无论对于成就的总结还是缺陷的检讨，都比较实事求是。作者政治立场正确，政治理论水平较高，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向性的把握比较到位。&苍产蝉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