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进展情况
主要内容：
① 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一）“人民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经验研究”总体进展顺利，一方面将理论视野和历史视野结合起来，重新发掘“人民文艺”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课题首席专家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人民文艺”的历史构成和现实境遇》一文，指出在新形势下重提“人民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并非要重构“人的文学”与“人民文艺”的二元对立，也不是简单地为“延安文艺”直至“共和国前叁十年文学”争取文学史地位，更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在“现代中国”与“革命中国”相互交织的大历史背景下，重新回到文学的“人民性”高度，在“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相互缠绕、彼此涵纳、前后转换、时有冲突的复杂关联中，描绘出一幅完整全面的20世纪中国文学图景：既突破“人的文学”的“纯文学”想象，也打开“人民文艺”的艺术空间；既拓展“人民文艺”的“人民”内涵，也避免“人的文学”的“人”的抽象化……从而召唤出“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在更高层次上的辩证统一，“五四文学”与“延安文艺”在历史叙述上的前后贯通，共和国文学“前叁十年”与“后叁十年”在转折意义上的重新统合。该文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另一方面则在跨学科的背景下，结合视觉文化研究和听觉文化研究的方法，重新把握“社会主义文艺转向”之于“人民文艺”的意义，课题组首席专家在《联通“媒介革命”与“社会革命”??——社会主义“文艺转向”对“视觉文化”研究范式的挑战》中认为，从“文学”到“文艺”，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超越了“视觉转向”或“听觉转向”这类比附西方学术时髦的说法，而是更为深刻地将“感官革命”、“媒介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文艺转向”。可以说，“人民文艺”的“文艺”形成了其特定指向，它概括了对文化及其生产过程的一次大面积重新定义。在这一变动过程中，“文学”与“文字”并没有被给予显赫的地位，反而被视作次要的、甚或需要扬弃的因素，而“文艺”却因为其对人类艺术活动和象征行为的更全面囊括而吻合新定义中所隐含的价值标准和行动取向。
（二）各子课题同样在进展有序，主要致力于各历史阶段的个案研究：《霸权更迭、俄国革命与“庶民”意涵的变迁》侧重于思想史和文学史的结合，在“战争”与“革命”构造的双重视野中, 认为“五四”运动期间，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仁们思想上经历了“从威尔逊到列宁”的深刻转变, 进而试图将“新文化”召唤出来的“新主体”, 与“庶民”这一“胜利的主体”和“历史的主体”联系起来, 为左翼兴起的时代，从抽象的“人”向具体的“人民”逐渐转化奠定了基础；《分家立户:小生产的大转型》突出了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学研究方法，指出“户”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的重要性，进而讨论了小户与现代文学生产的关系，分析民国乡村大户、小户与外来户的不平等关系，农业合作化时代“户”作为生产单位得到改造。通过土改和合作化时期大家庭分家叙事，赵树理写出了合作化时期的分家与传统分家，与西方现代核心家庭的差异，写出了中国小生产者转型为大生产的独特性。通过户的生产与分配和日常消费的矛盾，呈现了合作化进程中的难题；《”流娼”、“新县制”与“底层民众”》主要以文本分析为主，通过对沙汀《堪察加小景》解读，以抗战时期后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流娼“逆城市化”现象为切入口，截取“示众”这种戏剧化的乡镇生活场面，将无辜受罚的流娼、赌徒班长、无家可归的所丁和基层统治者乡长、乡长夫人、联保主任编织进“罪与罚”的关系中，从微观层面揭示出了战时动员体制冲击下后方社会的激烈变动及其引发的底层民众情感结构的转变；《“总体性”难题》则是以小见大，如果我们以“总体”与“个体”辩证冲突为核心线索把握当代文学史，李敬泽借鉴布罗代尔等思想家的写作范式，引导着一种辩证超越“总体”与“个体”二元对立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走出总体性，并不必然走向通过批判总体性而反向建构的个人，而是有可能重建一种既是“普遍”的又是“具体”的总体性叙述。围绕相关子课题发表的论文，在学术界和批评界同样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
②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一）本课题组编选了近85万字的论文集《重返“人民文艺”》，选文36篇，研究范围从抗战爆发到1980年代初期，涵盖了新世纪以来研究“人民文艺”思潮、理论和创作的重要学术成果，力图体现出“人民文艺”研究在史料上的新发现和在方法上的新趋势，为本课题的研究打下扎实的文献基础。该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本课题组还将继续追踪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继续编选《重返“人民文艺”》第二辑、第叁辑……做好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二）组织多场以重返“人民文艺”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和工作坊，有和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合办的“赵树理和他的同时代人”学术研讨会；和中国丁玲研究会合办的“丁玲与上海”学术研讨会；和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术中心合办的“阿尔都塞和我们”学术工作坊；
（叁）和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协议，计划召开“翻译与20世纪中国文学”系列学术研讨会，其中多场研讨会涉及“人民文艺”以及相关主题。
③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没有举办相关成果宣传和推介活动。
④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长期以来，受“西方中心主义”思维习惯的影响，研究界一直比照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文学”的思想来理解现代中国的“人民文艺”，有意无意地将其贬低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文学”。而本课题的基本预设，也是研究的重点，则有意摆脱“西方中心”的思维习惯，依据较为开阔的世界视野和现代中国的独特经验，重新理解和构想 “人民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本课题所理解的“人民文艺”，既涉及“审美规划”也关系“政治规划”，指的是自晚清到现在的一百二十余年间，中国的有识之士—思想家、学者、政治家、文学艺术家等—对“中国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的回答，以及依据这些回答而形成的不同的动员社会的思想路向和表达形式。而在这些思想路向和表达形式中，内容最为丰富、因此在今天具有最大阐释空间的部分，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
当中国在19世纪中期逐渐被动地卷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的历史运动之后，中国在遭遇到“现代”挑战的而产生“人民文艺”有可能显示出一系列独特的品质。这些品质在整个20世纪以不同的方式变化、发展；而在进入21世纪以后，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譬如在一个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均未成熟的社会推进一场指向社会主义的阶级运动，将政治性和能动性开展为阶级概念的重要内容，将最广大的农民定义为中国革命的主体，以人民战争的形式推进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及政党与大众之间的循环运动；以及在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基础上创建一个单一主权的共和国，同时让单一主权国家内在地包含了制度的多元性和民族的多样性——尤其显示出了它们作为当代中国人无可替代的思想资源的重要价值。把握住“人民文艺”所涉及的复杂历史内涵和艺术分量，并凸显其相关的思想价值，是本课题研究的难点与重点。在不迷信西方理论的前提下，只有回到历史、回到文本，才可能贡献出具有原创意义的研究成果。
⑤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对于课题名称的更正情况：2017年11月看，本课题正式立项时，原来申报选题目录上的“人民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研究”误为“人民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研究”，因“人民文艺”是本课题的核心概念，所以在发现错误后立即向国家社科办提出更改申诉，但申诉周期较长，直到2018年11月才获批准。因此对本课题的研究工作造成了一些影响；
二、研究成果情况
主要内容：代表性成果介绍
（一）罗岗《“人民文艺”的历史构成和现实境遇》（《文学评论》2018年 4期），在新形势下重提“人民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并非要重构“人的文学”与“人民文艺”的二元对立，也不是简单地为“延安文艺”直至“共和国前三十年文学”争取文学史地位，更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在“现代中国”与“革命中国”相互交织的大历史背景下，重新回到文学的“人民性”高度，在“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相互缠绕、彼此涵纳、前后转换、时有冲突的复杂关联中，描绘出一幅完整全面的20世纪中国文学图景：既突破“人的文学”的“纯文学”想象，也打开“人民文艺”的艺术空间；既拓展“人民文艺”的“人民”内涵，也避免“人的文学”的“人”的抽象化……从而召唤出“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在更高层次上的辩证统一，“五四文学”与“延安文艺”在历史叙述上的前后贯通，共和国文学“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在转折意义上的重新统合。具体到文学史研究，“人民文艺”如何回溯性地建立与“五四”新文学和左翼文学之间的历史性联系？怎样前瞻性地面对1980年代以后文学观念的转折以及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兴起的挑战？这都需要重新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鲜活具体的历史现场和历史经验，再次寻找新的、更具有解释力和想象力的文学史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9期全文转载。
（二）孙晓忠、廖美婷《分家立户：小生产的大转型——民国到合作化小说中的“编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12期）以赵树理合作化小说中的小生产者转型为问题中心，通过合作化前后“分家”叙事，考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改造进程中的编户齐民。指出“户”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的重要性，进而讨论了小户与现代文学生产的关系，分析民国乡村大户、小户与外来户的不平等关系，农业合作化时代“户”作为生产单位得到改造。通过土改和合作化时期大家庭分家叙事，赵树理写出了合作化时期的分家与传统分家，与西方现代核心家庭的差异，写出了中国小生产者转型为大生产的独特性。通过户的生产与分配和日常消费的矛盾，呈现了合作化进程中的难题。
（三）黄平《“总体性”难题——以李敬泽<会饮记>为中心》（《文学评论》2019年2期）“将《会饮记》读作一组彼此关联的思想随笔”，呈现“作为思想者的李敬泽”对当代文学史提出的有益思考。如果我们以“总体”与“个体”辩证冲突为核心线索把握当代文学史，李敬泽借鉴布罗代尔等思想家的写作范式，引导着一种辩证超越“总体”与“个体”二元对立的可能性。不仅仅是“长时段”史学家，布罗代尔还是“总体史（total history）”史学家，“作为年鉴学派的集大成者，布罗代尔力图把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把握，并以该体系及其各组成部分密切相关、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方面再现处于动态过程中的历史总体”在这个意义上，走出总体性，并不必然走向通过批判总体性而反向建构的个人，而是可能重建一种既是“普遍”的又是“具体”的总体性叙述。
《新华文摘》2019年12期全文转载。
（四）高明《赵树理小说中的乡村变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引发了乡村的巨大震荡，随之而来的是乡村变革遭遇的一系列难题，而中国许多的重要政治、思想和文化人物都自觉地投身这一历史巨变的过程当中。他们带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总论题，积极地探索中国乡村的出路。在这一脉络中，赵树理占据了不容忽视的位置。本书指出，虽然赵树理的声名主要来自他的文学成就，但作为中国乡村问题持久的关注者、对话者，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透过赵树理及其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旧中国乡村崩溃的必然性，也可以看到中国革命给农民和乡村带来的实质性变化。尤为可贵的是，赵树理的作品深刻地触及到了中国乡村变革，尤其集体化实践中的深层问题。因此，重新审视赵树理的人生历程及其文学世界，对于当下中国的乡村治理和建设仍然具有深刻的借鉴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重版。
叁、下一步研究计划
1、召开“重返人民文艺”系列学术研讨会和工作坊；
2、与海内外重要大学和学术机构就课题相关主题展开学术交流；
3、组织一系列围绕课题相关成果论证的专家咨询会；
4、在相关刊物上组织发表以“重返人民文艺”为主题的系列论文和专题论文；
5、编辑出版《重返“人民文艺”》第二辑、第叁辑；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