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进展情况
主要内容：
一、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西北民族地区回族话与回族经堂语、小儿经语言研究”，下分四个子课题：（1）西北民族地区回族的语言研究；（2）回族经堂语的整理及其语言研究；（3）西北回族小儿锦语言研究；（4）早期伊斯兰教文献整理与语言研究。
自2017年立项以来，课题组成员在主持人的带领与督促下，按照原定计划全面开展工作，全力投入，全面展开，取得了预期效果：西北民族地区回族话的调查工作多批次展开；回族经堂语、小儿经资料的调查整理工作进展顺利，均已经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共发表与课题相关的研究论文十余篇，出版着作1部《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东乡语与东乡汉语研究》，一部论文集《西北民族地区接触方言“格”范畴》（完成待刊），课题组成员先后有8人次参加与西北民族地区语言接触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项目负责人均发表主题演讲。
课题组于2018年6月23日，在兰州大学文学院召开“西北民族地区回族话与回族经堂语、小儿经语言研究”开题报告会，除了课题组所有成员外，还邀请了国内外40余名相关专家参加会议。在开题报告会上，与会专家建议，由于该项目研究内容复杂，范围较广，工程量较大，且内容相对独立，故课题最终成果减少为以下四部着作：
（1）《甘肃临夏积石山语言研究》（2）《青海西宁东关回族话语言研究》（3）《青海托茂人语言研究》（4）《回族经堂语整理及其语言研究》
其中第（1）（2）（3）叁部着作旨在为总课题提供“活化石”的方言资料。工程量较大，且内容相对独立，故分为叁个点，叁者之间是相互依存又相对独立的关系；第四部着作题旨在对宋元以后，珍藏在西北民间的珍贵的文献经堂语文献进行语言研究。第（1）（2）（3）叁部与第（4）的内容是对应关系，前者研究的对象是方言，研究成果是数据库和纸质本；后者的研究对象是历代文献，历史文献与方言相互印证。
二、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一）调查研究
“西北民族地区回族话与回族经堂语、小儿经语言研究”自立项以来，课题组成员在主持人敏春芳教授的带领与指导下，分批次前往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积石山县、东乡族自治县、广河县，青海省的西宁市、祁连县、化隆县等，对西北民族地区的回族话进行集中调查，具体调查情况如下：
1.2017年9月10日至20日，项目负责人敏春芳带领课题组成员雷雨前往青海祁连县野牛沟乡，对托茂人族群进行考察。考察中发现：托茂人习得的汉语方言是一种“回式汉语（夹杂一些经堂语）”，即穿蒙古袍说“回式汉语”，表现出异质性色彩，这是托茂人语言的特殊之处。
2.2018年1月至5月期间，项目负责人敏春芳带领课题组成员雷雨前后多次前往青海祁连县县城，完成托茂人的语音、词汇系统的调查。托茂人汉语方言有23个声母，31个韵母，3个单字调；汇包含叁个层面内容：一汉语词汇，二回族化汉语词汇；叁是阿拉伯语、波斯语、蒙古语、藏语等借词。
3.2017年11月28日-12月10日，课题组成员安丽卿前往青海西宁调查城东回民话的语法。城东话具有一套系统而严整的格标记，其格范畴及格助词分别为：主格零标记，宾格“啊”，与格“啊”和“跟前”，领格“的”，位格“里”和“上”，离格“埉”和“唦”，以及工具-伴随格“俩”。城东话的代词系统由叁身代词、反身代词、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四部分组成。
4.2018年3月6日-3月17日，项目负责人敏春芳和课题组成员安丽卿再次前往青海西宁调查城东回民话语法。如“个”作为名量词，其在城东话的搭配范围相当广泛，可以用来指量大部分表单个个体的名词。动量词“个”可以在陈述句和疑问句动词的后面表示时间短、数量小，并进一步发现在祈使句句末“个”由动量词发展出了表请求、希望语气的语气词用法。同时它还有定指标记的用法。
5.2018年8月4日至8月18日，项目负责人敏春芳带领课题组成员宋珊赴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对“卡力岗人”的语言状况进行考察。共调查了1500个单字音、268个变调、430个词汇和118个句子和长篇语料。卡力岗人转用的汉语共28个声母，30个韵母，2个单字调，日常用语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藏语借词，如：糌粑（藏族人的主食）、曲麻菜（一种植物）、卡码（分寸）、杠趟（步行）、阿拉巴拉（凑凑合合）等；语法方面也体现出明显的厂翱痴语序特征。
6.2018年8月至9月，课题组成员雷雨，第叁次前往青海祁连县央隆乡进行托茂人语法调查。托茂人的语法在语序类型上有与翱痴语序相和谐的句法表现，如：小句基本语序是厂翱痴、使用后置词、系词位于判定语之后；名词有格标记系统、复数标记“们”标记动物名词和无生命名词以及用在亲戚称谓后表示一辈人；动词有体貌“着”“脱”“开”“得”“俩”等等，体现了诸多蒙古语干扰特征，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
通过集中调研，我们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为后期研究的顺利展开提供了条件。后续我们还要对西北民族地区的回族话进行多次核实，再进行转写、核对，在此基础上展开深入研究。
（二）文献资料收集情况
《回族经堂语语法研究》子课题，也正按照前期的研究计划开展研究。具体介绍如下：
（1）2017年9月到2018年2月，进行经堂语资料搜集工作，目前已搜集、下载、复印、购买了大量资料，建立了经堂语研究资料库，此项工作已按期完成；
（2）2018年3月到2018年9月，进行经堂语的电脑录入工作，这项工作是经堂语语法研究开展的前提与基础，目前约35万的经堂语语料已全部录入完毕；
（3）2018年10月到2019年9月，进行经堂语的校勘整理工作，这项工作是经堂语语法研究的保障，目前校勘整理工作已完成85%，此项工作预计2019年8月底可提前完成。
总之，目前该子课题正严格按照前期计划推进。我们制定的前期计划对研究时间、研究人员及研究任务的分配是合理的。以上叁项工作完成后，2019年9月本子课题即可正式进入语法研究阶段。
（叁）学术会议、学术交流、国际合作等
参加学术会议
（1）2017年7月22日至26日，项目负责人敏春芳为甘肃民族师范学院主讲“西北地区语言接触和语言联盟”的学术讲座。
（2）2017年8月16日至18日，参加由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举办的“历史语言学研究”高端论坛，参会人员：负责人敏春芳，项目组成成员：丁桃源、焦浩，雷雨、宋珊、康燕等人，敏春芳就“西北接触方言引语标记的复杂用法” 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指出青海西宁话缀接于引语之后的 “说着”/说”、甘肃临夏话中的“是”、甘肃临潭话中的“是”等，是一种只具有语法功能、而脱离了词汇意义的形态标记。
（3）2018年7月26日-29日，参加由《中国语文》编辑部和贵州师范大学学院联合主办的“一带一路语言调查与研究”高峰论坛，参会人员：负责人敏春芳，项目组成成员：丁桃源、焦浩、杜冰心等人。敏春芳作了“西北接触方言中的‘痴+给’句式及其来源”的主题发言，证明：西北接触方言中表示各种关系的“给”，不是从汉语动词“给”演化来的虚，而是一种“不借之借”的结果。
（4）2018年8月15-16日，参加由全国汉语方言学会、陕西师范大学语言资源开发研究中心、天水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八届西北方言与民俗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人员：负责人敏春芳，项目组成成员：宋珊。敏春芳就“西北方言中的语言接触现象及其来源”等问题作了大会发言。
（5）2018年10月26日—28日，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二室与湖北大学联合举办、湖北大学文学院承办的“第十八届全国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参会人员：负责人敏春芳，项目组成成员：丁桃源、焦浩、宋珊。敏春芳就“西北方言的重迭并置现象”作了深入研讨。指出：在汉语与其他语言发生语言接触的时候，固有的与外来的两种意义相近的语法格式常常会重迭并置。这种情况不仅在元代的白话文献中比较多见，在西北汉语方言中也屡见不鲜。并指出，语言接触是诱发重迭的一个重要原因。只要有语言的接触，就有可能出现重迭。在不同类型的语言接触过程中，当不同的表达方法尤其是语法格式差别较大的时候，语言的使用者会感到无所适从，兼顾的办法就是两种语法格式皆可，重迭并置。丁桃源做作了《从&濒迟;归真要道&驳迟;中的特殊语言现象看经堂语的性质》的报告，焦浩作了《“薜萝”源流及其连绵化》的报告。
（6）2019 年 4 月 26 日至 28 日，首席专家敏春芳参加了在江苏师范大学举办的“第八届中国语言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探讨新时代中国语言学的创新之路。发表了“跨学科研究—语言学与生命遗传科学的交叉研究”报告，指出甘肃声调逐渐减少可能与这种演变类型很可能与基因有关。
叁、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2018年６月23日，在兰州大学文学院举办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重大招标项目“西北民族地区回族话与回族经堂语、小儿经语言研究”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中国社会科学网、兰州大学新闻网、兰州大学文学院新闻网全文刊登（见中国社会科学网讯：2018年６月23日）。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以及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等科研院所的40余位专家、学者，就项目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展开研讨。
开题报告会上，项目负责人敏春芳介绍了项目选题的由来、项目的开展情况，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大突破以及研究方法、预期目标，并围绕“西北民族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作了主题发言。敏春芳指出，西北民族地区是语言研究的富矿。方言和语言资源极为丰富。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两种种没有亲属关系的不同语言，长期共处于一个地区，密切接触，在语言结构上产生了“区域特征”。
与会专家杨荣祥教授、洪波教授、徐时仪教授、唐贤清教授、郭芹纳教授、杨永龙、李蓝、胡敕瑞、朱冠明等教授对项目进行了具体评议。并从研究内容、研究思路、研究目标、研究成果等方面对课题研究做出了总结评议，对课题研究定位、问题选择及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并一致同意项目通过开题。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首先，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缺乏足够的能够反映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接触过程的历史文献，这方面需要深入挖掘，披沙拣金。
其次，正确认识西北民族地区回族话的性质是研究的主要问题。从回族语言发展历史来看,西北地区的回族是以蒙元时期信仰伊斯兰教的入华西域色目人为主，融合了多民族成分“华化”而成。他们在“华化”的过程中逐渐放弃了原用语而转用了汉语。但他们在使用汉语的时候,却印上了深深的民族痕迹。
再次，如何判定一个新的语法现象是汉语自身发展的结果，还是语言接触的产物，是一项较难的工作。一是文献记载的不足，使我们无法还原出这些语言现象发展的全过程，二是由于语言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分清这些复杂的现象需要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第四，在立项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大多时间和精力花在了方言的调研和语料的转写方面，所以，前期成果相对较少；再加上不太注重研究项目和研究成果的宣传，有不少论文在发表时没有写上项目资助字样。以后我们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并加以改进。
尽管存在以上各类困难，但我们还是努力用各种语言研究方法，包括民族学、生命遗传科学和历史语言学等，对汉语史上一些由接触导致的发展变化，追根溯源，沥青复杂的语言现象的来龙去脉，为汉语的语言接触研究提供规律性的成果。
下一步工作将继续按照原定计划稳步开展研究工作。
1.继续做好资料的整理、录入和校对工作，在现有基础上开展工作，推进项目的研究。
2.继续撰写并发表一些高质量的论文。
3.编辑相关研究论文集，并着手专着的撰写。
4.组织召开课题专题讨论会。
二、研究成果情况
主要内容：
①代表性成果介绍
1. 代表性成果介绍
近两年来课题组发表了十多篇相关论文，研究内容围绕项目的的各个方面。
敏春芳《西北方言特殊语法现象与汉语史中语言接触引发的语法改变——以“格”范畴为例》（《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五辑，商务印书馆，2012年）
敏春芳《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异——东乡语与东乡汉语研究》（着作）（中国社科出版社，2018年）
着作探讨的是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变异问题，以东乡语与东乡汉语为例。分上、下两编，上编为“东乡语语音语法词汇研究”以东乡语词汇为代表，以借词既是语言渗透的起点，又是语言混合的关键为突破口，对东乡语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汉语借词进行溯本求源，得出的结论：语言接触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优势语言—汉语向民族语输送大量的词汇，东乡语中的汉语借词达到了58%。
下编为“东乡汉语等西北方言特殊句法研究”，注意到：优势语从劣势语借入词汇的情况却虽然很少，但是，民族语言的底层干扰始终存在，且根深蒂固。如OV 语序，成系统的格标记，动词的体、态、式范畴等。这是人们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将母语中的特殊语法形式带进了目的语，从而造成目的语的改变。主要探讨东乡语对东乡汉语以及西北接触方言的影响，同时将西北接触方言和元白话中的特殊语法现象进行对比分析，探讨西北接触方言语法现象的来龙去脉。
着作不仅对西北民族地区“接触语言”的语法特点和演变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探索了有价值的现象，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而且揭示了各种语言接触的特性和共性，剖析了它们互相作用的方式、语言融合的过程与结果等。
《类型学视野下西北方言“给”字句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
文章指出：“给”字句在西北汉语方言随处可见，比比皆是。“给”前的动词范围广泛，几乎所有动词后都可以带上“给”，如“走给、坐给、发展给”等。 西北汉语方言“给”字句的语法系统要比普通话复杂得多，其类别、来源、语法功能等都有不少值得再研究的地方。研究表明：西北方言位于句末、用法复杂、使用功能较发达的“给”与蒙古语族、东乡语的引语标记“?”和祈使式附加成分“?”相匹配。是一种只具有语法功能、而脱离了词汇意义的形态标记。
语言接触是引发“给”这组特殊句式出现的直接原因。产生的模式是在第二语言习得策略（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strategies）下引发的语言接触。即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学习汉语的过程里，把自己母语的语法特征像引语标记、动词的“式”范畴带进了他们习得的汉语中，从而导致了目标语—汉语的改变。
敏春芳阶段性成果相关论文：
《经堂语的格标记和从句标记》一文指出：经堂语是中国回族内部使用的一种特殊语言形式，是阿拉伯语与汉语接触的产物，其语言面貌、语言性质及形成过程与近代白话文献中的“汉儿言语”，现代西北汉语方言中的临夏话、西宁话等比较接近。本文重点分析经堂语中的“格标记”及其他一些特殊语法形式，通过比较分析，论文认为这些特殊语法形式的源头是蒙古语，但已经过汉语的改造与重塑。
《回族“经堂语”特殊语法形式研究》，文章以马振武先生《〈古兰经〉经堂语汉文、阿拉伯文、小儿锦对照本》为例，考察了回族经堂语中出现的特殊语法形式。得出的结论：经堂语是中国回族内部跨方言使用的一种特殊汉语变体，其中的特殊语法形式是元代以后蒙古语等阿尔泰语与汉语接触的结果。
经堂语作为语言研究的对象，为我们保留了一份元代前后西北地区其他语言与汉语接触并造成变化的珍贵资料。我们可以从中研究语言接触的形态变化和语序类型，揭示语法演变的结构特点及形成机制。
《从语序类型分析经堂语的来源及其性质》，文章强调，经堂语在语法方面显示出一些不同于汉语、阿拉伯语语序的 VO 语序特征，如宾语前置、判断系词句尾、假设后置词等。文章通过比较，证明：回族经堂语和古本《老乞大》等元代直译体文献的语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性质特征、形成过程与历史上的“汉儿言语”等元代直译体文献比较接近。
以上系列论文对回族经堂语的特殊语法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论文观点代表了学科前沿，具有开创性。在经堂语与汉语的语言接触等方面提出了新说；在回族经堂语词汇、语法研究方面提出了多种新观点，尤其是在经堂语语法研究方面发现了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并纠正了前人在经堂语语法研究上的一些错误。
雷雨《蒙古回回“托茂人”族群互动中的语言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 2017年第3期，），文章认为托茂人以蒙古人为群体基础，通过迁移、通婚等途径，融合了穆斯林群体，最终形成非单 一的民族群体，是蒙元时期蒙古人伊斯兰化的结果。族群的互动以语言为沟通手段并发生语言接触，语言的变迁又印证了族群演变的轨迹。青海托茂人的语言由使用蒙古语进而转用汉语的历程，以及族群互动中显现的语言特点，有力地支撑了托茂人是伊斯兰化的蒙古人的观点。
雷雨《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看唐汪话的语音特点》（《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7年第5期，），文章以语音为切入点，结合族群交往历史和语言演变历程，对唐汪话进行语言调查，可为西北语言接触研究提供一种范例。唐汪人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经历了从汉人到穆斯林的自然转化，族群的互动以语言为沟通手 段并发生语言接触。唐汪话作为一种混合语，其语音演变和《中原音韵》《切韵》密切相连，在接触中变异简化，母语对目标语的干扰引起语言的匹配和回归。
雷雨《青海祁连县汉语方言词汇特点》（《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18年第3期），青海祁连汉语方言是当地汉族、回族以及各少数民族转用的汉语共同语，具有西北接触方言的普遍特征。祁连方言词汇特点主要表现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保留丰富的古语词、吸收少数民族母语词汇（蒙古语借词、藏语 借词、回族经堂语词汇）。对祁连方言词汇的研究可以更系统地了解祁连方言的词汇面貌。
康燕《域外汉籍&濒迟;热河日记&驳迟;的词汇来源及其形成机制探析》（《兰州大学学报》2018年12月发表）,以《热河日记》的词汇为研究对象，通过探究词汇的来源及造词方式，进一步发现了其形成动因在于语言接触和文化涵化的相互作用：分析列举的四类汉字词来源、构成各不相同，但均是文化涵化下汉朝语言接触的产物，而这种以词汇发生形式为主的汉朝语言接触反过来又对史上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带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安丽卿《青海各民族的语言交流与社会发展》（《青海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文章对青海各民族语言交流的现状进行了描述，指出不仅仅青海各民族的来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也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少数民族统治青海的时间远长于汉族，而且汉族成为主体民族是明清以来才出现，这就导致在青海民族语言对汉语影响更大，这种影响在语音、词汇、语法叁个方面都有表现。
焦浩，《“牲口”最早见于元代吗？》，（《中国语文》，2018年第3期）
通过明臧晋叔《元曲选》中的《马丹阳叁度任风子》宾白“喒宰了一个牲口儿”中有“牲口”一词，但《元曲选》中的宾白显然是明人所加，元刊本没有宾白，未见“牲口”一词，故“喒宰了一个牲口儿”不可以作为“牲口”最早见于元代的例证。证明：《元曲选》不能作为元代语料来使用。
焦浩《日本的&濒迟;元刊杂剧叁十种&驳迟;研究》，（《艺术百家》，2019年第2期）
文章指出，日本的元刊杂剧研究历史已有约四十年，系统的整理与校订始于1983年。目前共校出十五种，另外十五种仍在校订和研究之中。其研究情况可大致分为覆元椠本的形成与流传、研究成果、研究团队、文献的校注译等四大方面。中国传统小学知识的欠缺是日本学者校注元刊杂剧的不足之处，由此造成了一些误校、误注，但这并不影响日本的元刊杂剧研究能够形成一个优秀的校本。
丁桃源 《归真要道》的翻译特色，（《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文章指出，《归真要道》是明末清初伍遵契对波斯文《米尔撒德》（惭颈谤蝉补诲）的汉语译本，原作由13世纪波斯哲学家作于公元1223年，是伍遵契从事伊斯兰教经典学习和研究叁十年后的结晶，全书用经堂语直译，引经设喻，说理透彻。他的译经风格，开创了汉译伊斯兰教典籍用经堂语直译的先河，对加强中外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两年的时间和我们主要集中在了方言的调研和语料的转写方面，所以，前期成果相对较少，但是我们完成了一批待刊论文。下面是完成待刊论文主要内容：
敏春芳《借用和干扰—东乡语中的“?颈别”和东乡汉语的“些”》
文章指出，语言接触最明显的特征是弱势语言从强势语言借入大量的词汇，有时还可以借入复数标记、构词词缀。如，东乡语中的复数标记“-?颈别”是借自汉语的“些”；反之，强势语言向弱势语言借入词汇的情况却很少，但弱势语言的“底层干扰”始终存在，如东乡汉语的“些”是东乡语从比格“-蝉别”的音译和复制，两者不能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敏春芳《语言接触视野下甘青河湟方言“着”字句研究》
文章强调：在甘青河湟方言中“着”字句随处可见，比比皆是。如，动词后带“着”，可以组成“回来着”“唱歌着”等结构；可以表示时间顺序，表示假设、条件等语法关系，还可以表示补充说明，相当于结构助词“得”。研究表明：甘青河湟方言“着”的复杂用法，既与自身演变发展有关，更与周边 SOV 型语言的密切接触相关。
敏春芳《语言接触视角下临夏话和东乡语中的述补结构》
文章指出，在甘肃的临夏话里，述补结构与普通话有所不同，补语标志不用“得”，而是使用助词“着”；东乡语是典型的黏着语，也出现了类似汉语的述补结构。这种情形的出现，既是语言自身发展的原因：汉语史上曾经出现过助词“着”和“得”兼用的现象；更与语言的密切接触相关：如，东乡语并列副动词“-锄丑颈”与汉语“着”的读音相似，且并列副动词可以连接动词和形容词，表示动作获得结果或完成程度。
敏春芳《语言接触视域下关中方言“颡摆蝉补闭”的来源》
文章指出，以西安话为代表的中原官话关中片，“头”读为“颡摆蝉补闭”，学者们认为是“颡”的古语字音的遗存。本文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颡摆蝉补闭”与波斯语的（蝉ā谤）在语音上非常相似。研究初步表明：关中方言“颡摆蝉补闭”的读音及其来源，既与自身内部因素有关，更与汉语和波斯语的不断融合相关。
焦浩《元代汉语后置词“行”的发展历程——兼与经堂语中的“上”比较》，
元代汉语后置词“行”本是蒙古语静词附加成分的对译，它从直译体文献进入汉语，主要表现是前置介词“向”的介入。随着元朝统治的结束，汉蒙语言接触也逐渐停止，元末明初“行”逐渐退出汉语系统。这一消长过程不但体现了元代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也展现了汉语对蒙古语成分的调整与融合机制。元代的汉蒙语言接触是两种语言双向互动的动态过程。
安丽卿《论西宁汉语方言中“个”的特殊用法》
西宁汉语方言中的“个”出现频率高且用法多样，除了作为量词修饰各类名词外，还可在句末表示祈使语气，在动词后面表示时间短、数量小，单独使用表示定指等。文章在描述“个”特殊用法的基础上对其来源进行了讨论。
杜冰心《积石山保安语汉语借词研究》
保安语词汇系统拥有大量借词，其中汉语借词数量最为丰富，约占总数的一半，分布广泛而不均衡。全借词的音和义是当地方言（临夏话）的复制，混合词的构词方式分为复合式和附加式两种。大量汉语借词的进入对保安语词汇系统产生了重要影响，二者呈现在互补、融合变异、迭置、竞争中不断发展的局面。
丁桃源《归真要道》中的特殊语言现象看经堂语的性质
《归真要道》是明末清初伍遵契对波斯文《米尔撒德》（惭颈谤蝉补诲）的汉语译本，全书用经堂语直译，口语化强，既有同时期汉文文献的语法特征，又有不合汉语规则的语言现象。其中方位词的格标记功能、宾语前置复杂、述补结构极少、方位词的格标记功能、宾语前置复杂、指示代词的冠词用法等现象和阿拉伯语、波斯语干扰有关，而方位词的格标记功能、宾语前置及述补结构极少和叁种语言共同干扰有关。因而得出：经堂语是受阿拉伯语、波斯语底层干扰的“汉儿言语”。
刘星《同位语来源的复数标记“几个”》
文章从句法角度考察复数标记“几个”语法化之前在短语中充当的成分，认为其来源于有定名词短语（DP）后的同位语“几个人”。这种分析可以更好地解释“几个”在宜春话中的句法分布，对名词的选择限制，有定性的由来以及与数量短语的共现等。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同位语来源复数标记的句法和语义，认为其不是 NumP 的核心（head），而是附接于 DP 的修饰语（modifier），语义上也不是加和算子，是不同于英语复数标记的另一种类型。
杜冰心《接触语言学视域下的临夏汉语方言否定表达研究》
文章考察了临夏汉语方言否定表达的层次和手段，重点研究了临夏话否定词“不”“没（有）”和“嫑”，以及多项状语中否定副词的语序与辖域。否定副词“没”与“不”存在一定程度的主、客观混用，否定动词“没（有）”可以用相同的句式表示存在和领有否定；多项状语中，否定副词紧贴谓语核心动词，否定辖域除其后的核心动词外，还包括否定副词前起修饰限制作用的状语部分,违背了汉语语序辖域一致原则。我们推测这些特殊的否定现象很可能与汉语和阿尔泰语言接触有关。
叁，下一步研究计划
下一步工作将继续按照原定计划稳步开展研究工作。
1.继续做好资料的整理、核实和校对工作，在现有基础上开展工作，推进项目的研究。
2.继续撰写并发表一些高质量的论文。
3.编辑相关研究论文集，并着手专着的撰写。专著撰写计划如下表：
2019.9—2020.12（1年半）-撰写《经堂语整理及其语言研究》
2020.1—2021.1（1年）-撰写《西宁东关话语言研究》
2020.1—2021.1（1年）-撰写《青海托茂人语言研究》
2020.1—2021.1（1年）-撰写《保安汉语语言研究》
2019.7—2020.12（1半年）-撰写《汉译伊斯兰教典籍语言研究》
2021.5—2022.5（1年）-撰写和修改报告，校对和完善工作
2022.9—-总课题验收、研究成果的出版和推介等
4. 组织召开跟课题相关的学术研讨会
（1）2019年9月6日至8日，举办“语言接触与西北汉语方言的演变”论坛（会议通知已发）
（2）2019年10月25日至27日，举办首届“甘肃汉语方言”学术研讨会。（会议通知已发）
（3）与2020年6月，拟举行“第八届中国语言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
（4）与2021年8月，拟举行“西北语言接触研究与敦煌文献语言研究”学术讨论会。
（5）与2022年6月，拟举行“西北民族地区接触语言与课题研究成果的出版和推介”学术讨论会。
课题组供稿&苍产蝉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