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事业关乎真相、真理的发现和分享，自由和秩序的动态平衡，关乎治国理政、定国安邦，也关乎多元文明交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之相应，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术体系不单是学科内部的知识生产问题，且应服务、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事业的观念设计、制度安排、路径选择和伦理建设。学术创新首先要明确当下的历史方位，标划向上升进的逻辑和现实起点。自“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始，学界惯以“古—今—中—西”十字路口的说法比拟中国思想和学术的历史处境。百年倏忽而过，向西的维度持续铺展，以至常有人发出西学“话语霸权”之叹，而向中、向今、向古的维度则有待进一步深究和开拓。
中国问题与全球价值。何谓向中？若总体答之，向中即有中国特色。从输入一端看，我们不可能在抽离语境的情况下引入西方概念解释、解决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地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亦不可沦为西学的中式佐证或案例。从输出一端看，中国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人类解决共同关切的诸多问题提供了独特的社会实验场景，其间新闻传播事业的改革发展及其理论化本应涵养中国禀赋、精神、风格和气质，进而增益本领域的全球学术创新。
但是，上述原则仅陈明了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术体系的必要性和应然规范，尚未确认其逻辑和现实起点。这个起点不是西方知识和西方问题，甚至也不是局限于理论建设内部的本土知识，而是真切、实存、生动的中国问题。理论当然有其“自生长”的需求和动能，而对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应用学科来说，来自现实问题的召唤总是更为显着、优先，甚或是第一位的学术创新动能。在应用学科领域，从知识到知识的创新固然必不可少，却要警惕“理论的空转”或“玄学化”——概念压倒问题、想象脱离现实、外部解释替代内部经验论证通往“无根的形而上学”。
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从中国问题出发，双脚踩在中国的泥土里，“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并非一项纯粹的政治动员，而是中国新闻学研究行至百年、传播学引入四十余年后自主自觉的积极选择和主动建设。譬如，如何理解全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规律？如何定位新闻传播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机制？如何引导和规治泛媒介、万物互联、人工智能时代的内容生产、算法分发、平台运营和伦理选择？我们还可以开出更丰富、完整的现实问题清单，而对这些问题的学理响应，正是学术创新动力之源。
以中国问题为起点，不是走学术封闭的老路。我们所欲构建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术体系并非独占世界一隅的单向努力，而应具有普泛的全球解释力，促进多元文明交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培育。学术话语的竞争不可避免，而对话、融通更为重要。中国特色意味着要有中国自己的理论、方法和关怀，同时也意味着在地知识生产与全球价值生成兼顾兼容。在这一点上，新闻传播学科同其他学科一样，应致力于开创中西思想辉映、环抱的整体文明气象。
学科主体性与融合创新。在向今的维度，除了前述以中国问题为起点，构建新时代新闻传播学术体系尚须考量与关联学科的融合共创。作为传播学的主要奠基人，施拉姆在大半个世纪前描述了传播学的学科特质——多学科交叉的十字路口。新闻学素来也被公认为杂家之学，向社会和历史敞开自身。二者一直身处多元交叉地带，常为时势、技术和外学科的近邻所冲击，持续的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形成了“领域的骚动”。骚动的实质，便是要走出十字路口，确立新闻传播学科的自主性和合法性。
在教育思想史领域，现代大学的知识生产观念和机制归结为叁种模式的更迭。“模式1”以“洪堡理想”为代表，知识生产以满足人的好奇心、涵养高贵心智为使命，即“纯科学模式”；“模式2”乃工业社会的产物，主张大学积极介入社会，生产对接多元需求、有用且专门的知识，培养适应社会分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如是，系科和专业分工日趋繁复精细，学术、学科的主体性主要表现为是否拥有专属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并以之勘定自身与其他学科的边界。新闻传播学科的主体性危机恰肇端于此：置身十字路口的新闻传播学长期存在核心概念、经典理论和方法薄弱、专业知识和技能门槛低嵌、学科边界模糊的窘境。当十字路口容不下独立、专属的理论大厦和知识殿堂，学科主体性危机便呼啸而至了。
“模式3”是带着诸如后工业、信息化、网络革命等标签到来的，强调以多样联结、融合共创和生态式成长驱动知识创新。新模式主张多学科建立“多层次、多边化、多形态、多节点”的连接，实现复杂场景下的对话、合作与协同增益。循此原则和路径，学科主体性不再表现为独善其身的能力、自恃自足的价值、专属的领地和边界，而恰为进入多元学科生态、向关联学科敞开、助益融合创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这对新闻传播学科当然是利好。当学科主体性不再完全源于固守堡垒、看护边界的能力，而是寻求在多元对话中成就开放、共享的价值，所谓十字路口恰好可以转换为对话、合作、融合创新的场景。往昔走出十字街头的焦虑和冲动，自然亦应转换为构建敞开的主体性或曰学科主体间性的动力。同时，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亦不再分立，而是拓展多样共生、彼此增益的合作场景。
传统价值的创造性转化与未来选择。至于向古的维度，即补足、拓展中国新闻传播学术体系的历史面相，开掘和转化中国传统传播思想、近现代化新闻舆论思想的学术价值。重返传统不是单纯“复古”或“招魂”——把古人拉到现在来改造，也不是回头扮演古人。在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思想的问题上，徐复观的建议是，“要在时间之流中，弄清楚它们的起源、演变、在当时的意义及在现代的意义”。林毓生认为疏离、否定传统不仅无法解决由历史延展至今的老问题，且将导致全盘西化、断裂的现代化等新问题，故应促成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些说法大抵也适用于新闻传播学的创新发展。
面对全球新闻传播业的剧变，学术创新有时要“另起一行”写新篇，有时则要“接着讲”——从历史深处、传统之源讲起。至少在人文社科领域，无中生有、平地起高楼的创新从来罕见。中国传统传播思想始终致力于解决言说与秩序的关系，形成了价值共识优先、求治优先、德性优先、民心为本等核心观念。很多观念于今亦有重要意义，并可启迪未来。因此，明智的态度是接近、理解、同情、批判传统，推动中西互镜和创造性转化，为生产具有全球价值的新闻传播学在地知识提供历史性思想资源。实际上，离开悠远、丰厚的传统，既无法完整地理解现实，也难以平衡地观照中西，遑论开启自主的、有生机的未来。
总体而观，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术体系，应从“古—今—中—西”十字路口的对照、对话出发，自觉自主地实现中国特色且有全球价值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建设。这需要焕发时不我待的使命感，亦须以养成的精神待之。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执行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