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几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的日趋深入，特别是出土文献的日新月异，学界对唐人生平事迹的考证取得了不少突破，扭转了此前不少模糊或错误的认识。兹就个人视野所及，试从唐代历史文化与职官制度的角度，对有关杜甫生平的五个相关问题进行总结评述，以期就正于海内方家。
一
对于杜甫的生年，从古至今绝大多数《杜甫年谱》都说是先天元年（712），又因为《杜位宅守岁》中有“四十明朝过”之句，遂有一些年谱称杜甫生于“先天元年正月初一”，此类说法表现出对先天元年的历史极为隔膜。先天元年是个很不平凡的年头，这年里睿宗被尊为太上皇、太子李隆基诛灭韦后集团之后正式即位，由于处于一个颇为混乱的交接期，所以一年里频繁改元，先后出现景云、太极、延和、先天四个年号。这年年初，本是唐睿宗景云叁年，正月十九改元太极元年，至五月又改元延和元年，八月方改元为先天元年，李隆基即位。可见压根就不存在所谓的“先天元年正月”，若杜甫果真是先天元年出生的话，那他也绝不会是正月出生，而只能是八月以后。实际上我们对杜甫的出生月份和生日是不清楚的，《杜位宅守岁》中“四十明朝过”之句并不能证明杜甫的生日是正月初一，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中国人每逢除夕守岁都会习惯性地说自己又长了一岁，所以并不能据此确定杜甫的生日。历代注家之所以在景云、太极、延和、先天这四个年号中都不约而同地选取“先天”作为杜甫的生年，可能是下意识地认为杜甫应该是属于玄宗朝的，而不愿意他和睿宗朝产生瓜葛，这种选择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若不能详考712年的历史，便会忽略先天元年后面连带隐藏着的月份问题，从而犯“先天元年正月”这样的常识错误。目前我们只能根据元稹《墓系铭》中对于杜甫卒于大历五年（770）年五十九的记载逆推，得到杜甫生于公元712年的结论，至于到底是景云、太极、延和、先天中的哪个年号，其实并不能确定。
二
对于杜甫的结婚时间，目前学界有几种说法，分别是开元二十二年、开元二十九年、天宝九载、天宝十一载，其中以开元二十九年（741）说最为流行，甚至被写入《中国文学史》之中，因而被广为接受。然而考察这种说法的由来，却发现其中存在很大的问题。此种说法的基本文献依据乃是杜甫的《祭远祖当阳君文》，此文作于开元二十九年（741），文曰：“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庶刻丰石，树此大道。”闻一多、郭沫若、陈贻焮、冯至等先生均将祭文中的“小子筑室，首阳之下”理解为盖新房娶媳妇，因此推断杜甫于是年与杨氏夫人在首阳山下的偃师结婚。这其实是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古人，犯了以今律古的错误。现在农村的年轻人盖房子一般是为结婚做准备，而杜甫开元二十九年在首阳山下“筑室”并不能这么理解，因为这篇祭文是杜甫在杜预墓前昭告远祖，期望继承先祖遗志，有所建树，因此祭文中的“小子筑室，首阳之下”并不是要盖新房娶妻结婚，而是在先祖墓前庐墓而居，以尽孝道。汉唐以来的“庐墓”之风较为盛行，作为一种事亲以孝的行为受到政府及社会舆论的褒奖和提倡。唐代史籍中对于士人庐墓的记载很多，例如《旧唐书·陈子昂传》载，陈子昂在其父陈元敬死后曾为之庐墓；《旧唐书·孝友传》载，梁文贞在父母卒后“结庐墓侧，未尝暂离”；《新唐书·韩思彦传》载：“张僧彻者，庐墓叁十年。”因此，目前学界对于杜甫开元二十九年结婚一说是站不住脚的，此说的出现是源于对《祭远祖当阳君文》中某些文句的误解而成，而将这种误解作为结论写入《文学史》教材之中更是不妥。
叁
杜甫困守长安十年，方获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职，他在授官后写了一首《官定后戏赠》：“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学界在解读此诗时往往都会征引《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认为许身甚高的杜甫如今只得了从八品下阶的兵曹参军，这对其真是“极大的嘲讽，是恶意的作弄”。这种解读有简单化的嫌疑，实际上“致君尧舜上”只是诗人的伟大理想，这种理想与其初任官职的低微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难道杜甫还不懂既要心怀远大理想、又要脚踏实地这个简单道理吗？若按这种逻辑类推的话，那么抱有“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理想的李白只能做宰相，让他做供奉翰林也同样对他是极大的嘲讽了，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一书指出：“经常抱怨‘达不到伟大政治抱负’的，其实不是唐代诗人本人，而是不了解唐代官制的文学研究者。”其实杜甫在《官定后戏赠》中已经表示认可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一官职，称“率府且逍遥”，不再想归隐山林了，但他仍然用“回首向风飙”的举动表达他接收这个官职后的复杂心情，那么杜甫倘若不是嫌弃官小，他是对什么感到不满意呢？这就涉及杜甫对自己官职的预期问题了。此前杜甫在《进雕赋表》中向玄宗表达自己的志愿时说：“明主傥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也就是说，他想和祖父杜审言一样做个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另外，杜甫在《天狗赋》中还曾表示想做一个像天狗那样负责“触邪”、“却妖孽而不得上干”的皇帝近臣，所司之职似乎近于殿中侍御史或者拾遗、补阙之类的官职。而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是负责太子东宫武官簿书的闲职，这与杜甫想做皇帝近臣的期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落差，而他又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所以得官后才会有摇头叹息之举。
四
至德二载（756）四月，杜甫由叛军盘踞的长安窜归凤翔，肃宗下诏任命他为左拾遗。此前杜甫所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品阶是从八品下，而左拾遗是从八品上，仅仅高出一阶，因此冯至等学者认为，这表明皇帝对左拾遗是不重视的，只是拿来做个点缀罢了，其实这是因不了解唐代官制而产生的误解。从白居易《初授拾遗献书》中可清晰地了解唐代拾遗一职官秩低微的原因。在唐代官制中故意将拾遗的品阶设置得较低，目的就是使任此职者敢于直言谏诤，不要惜位保身。左拾遗的品阶虽不高，却是皇帝的近臣，时时在皇帝左右，参与机密事务，其地位无疑要比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清贵得多。陈子昂、张九龄、王维、高适、杜甫、元稹、白居易这些大诗人都曾出任过这一官职。杜甫当然也明白肃宗将他擢拔为左拾遗是何等恩遇，所以才在诗中感激涕零地说：“泣涕受拾遗，流离主恩厚。”
五
广德二年（764）春，杜甫在阆州作《奉寄别马巴州》曰：“勋业终归马伏波，功曹非复汉萧何。扁舟系缆沙边久，南国浮云水上多。独把渔竿终远去，难随鸟翼一相过。知君未爱春湖色，兴在骊驹白玉珂。”题下原注：“时甫除京兆功曹，在东川。”杜甫认为唐代的功曹一职已远非汉代可比，已经很难再像萧何那样建立不世的勋业，在诗中表现出对“京兆功曹”一职的鄙弃态度，故学界均据此认为杜甫并未担任此官。其实杜甫未去赴任并不等于未接受此官，杜甫在自注中已经明确说明吏部除授的命令已经颁布，告身当已下达，或已辗转送至东川。杜甫于乾元二年（759）弃华州司功参军，至广德二年（764）算起来已经守选整整五年了，按照唐代的铨选制度，也正是应该除授新职之时。另外，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亦曰：“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寻迁京兆功曹。”若将杜甫自注与元稹《墓系铭》合起来看，也可证明杜甫是接受了此官的，只是由于战乱频仍，自身流离西南，难以前往京兆府赴任而已，所以《新唐书·杜甫传》才说他“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而非“不就”。可见杜甫“功曹非复汉萧何”云云，只是发发牢骚而已，并不能当真。另外，杜甫不久后被严武表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品阶为从六品上。从华州司功参军的从七品下，一下子跳到从六品上的检校工部员外郎，中间要相差五阶（从七品上、正七品下、正七品上、从六品下、从六品上），若是没有京兆功曹这一正七品下阶的前资官作为铺垫，就显得太突兀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从杜甫检校工部员外郎官阶的角度，也可侧面证明杜甫确实曾接受过京兆功曹一职。
由上可见，今人之所以对杜甫生平问题产生种种误解，主要还是由于对唐代的历史文化与职官制度不熟悉、不了解造成的。研究者若以今人所处的社会状况和思维方式想当然地去理解古人，便容易犯以今律古的错误。只有尽量深入了解唐代社会的文化制度情况，才能够更加客观地贴近历史的真实，从而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
（作者：孙微，系山东大学儒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