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研究一直是门显学。明清杜诗手批本凭借不拘一格的批点形式和析精剖微的批点内容，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百花齐放的杜诗学园地，也为杜诗学和文学批评史学的深化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充分养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同时，作为明清杜诗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现象，也带来了与生俱来的客观缺陷。
明清杜诗手批本的重要价值在于：
其一，保存了稀见的杜诗评点文献，具有辑佚存亡的功能。明清杜诗注家蜂起，杜评、杜注之作繁伙，但散逸亦较严重。周采泉《杜集书录》列明清杜诗存目193种，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列明清杜诗存目153种，孙微《清代杜诗学文献考》列清代散逸书目207种，明清杜诗文献散逸之状，于此可见一斑。不过，那些业已散逸的杜诗评点着作，往往在杜诗手批本中得以保存。根据这些稀见的手批文献，可以部分或全部恢复其原貌。如清代诗人屈复撰《杜工部诗评》十八卷，但未见传本。幸运的是，屈复批点杜诗的内容却被人过录在杭世骏抄并录王士禛、屈复批《杜工部集》（抄本），余重耀过录屈复批《钱注杜诗》（石印本）两种过录本之中，主体内容保存完整。将屈复批语汇辑一处，基本能恢复屈复《杜工部诗评》的原始面貌。另如申涵光《说杜》亦亡佚不存，但在韩菼批校《钱笺杜诗》、佚名过录申涵光批《杜诗评律》等杜诗手批本中部分保存。徐大临论杜之作未见书目记载，但其评点却保留在佚名过录四色评《杜诗论文》中，共有75条之多，颇为珍贵。
其二，手批本的代际传承，成为明清文人延续家学的重要方式。明清杜诗手批本具有鲜明的家族传承色彩。一些杜诗手批者评点杜诗的最初意图或为了训示子孙，或为了完成课业，并非有意致力于学术意义的着书立说，更无意将自己的批点手稿传之久远，但是后世子孙出于对先辈手泽的珍视，使之代代相传，在客观上促使杜诗手批本成为明清文人延续家学的重要方式。如方育盛跋并录方拱乾批注《杜诗论文》，方育盛在题跋中明确表明传抄父亲杜诗批点的情况：“先大人阅杜诗，凡数绝编矣……此则己丑春日批以训小子者，书载行笥，廿余年矣。拈签时有脱落，今客芝山，公余之闲，敬照底稿，誊录清册，以便时时翻诵云。”
其叁，批点目的明确，具有构建批评理论体系的潜在意识。明清杜诗手批者有意运用相对统一的理论术语或方法来评点杜诗，从某种层面上说，还具有构建相关理论体系的潜在意识。这些充盈于某一具体杜诗文本中的某种批评术语或理念，应是杜诗批点者在具体操作中的有意之举，拥有非常明确的批点目的和潜在的理论体系。如李以峙批校《杜诗详注》，首先在题序中提出“杜集流传，字多互异”的现实问题，认为字词的讹异导致了杜诗意义显乖、音节失谐，故仿朱子之“正异”，作“杜诗订异”。很显然，李以峙在杜诗批点中有将批点当作着作来写的主观意图，体现出明确的批点目的。
其四，原创批评新见迭出，为杜诗集评或杜诗研究论着提供资料来源。杜诗手批本因批点的原创性而倍显其重要价值，历来颇受学者青睐。择优采纳手批评语入杜诗论着之中，成为杜诗经典论着的直接史料来源，这是杜诗手批本在杜诗学史上的独特学术贡献。尤其是那些资料汇录型的杜诗着作，特别善于从杜诗手批本中吸纳有价值的杜诗批点。如刘濬《杜诗集评》在“例言”中明确表示“凡刊本皆不载”，尤其注重对杜诗手批评语的辑录。《杜诗集评》收录评点15种，其中手批本多达11种。杨伦《杜诗镜铨·凡例》也明确强调对杜诗原创批语的吸纳：“未经刊布者，悉行载入，庶足为学者度尽金针。”《杜诗镜铨》收录评点14种，其中手批本亦有8种。从某种层面来看，杜诗手批本的繁荣兴盛，是杜诗学得以蓬勃发展的前提条件。
其五，批点文本朱墨灿然，是文学批评与书法艺术的完美结合体。从文本角度言，杜诗手批本多色圈评的批点方式，使得原本单一的杜诗底本朱墨灿然、色彩斑斓，成为文学批评与书法艺术完美结合的艺术品。很多批点者都是饱学之士（如方拱乾、屈复、齐召南、严复等），有些甚至是名气斐然的艺术家（如徐渭、傅山、朱琰等），其批点不仅理论价值颇高，而其手迹本身就极为珍贵。这些经过名家批点的杜诗底本，已经不再停留于文学批评的价值层面，而具有了相当程度的艺术价值。哪怕其批点文学批评色彩不甚浓厚，但经过名家亲笔批点的杜诗底本，拥有一定的文物价值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也是很多图书馆将名家批校本列入善本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高价值的杜诗手批本，往往是文学批评与书法艺术的完美结合体。
作为第一手的稀见文献，明清杜诗手批本的价值和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某些杜诗手批本因批点态度的非严肃性、批点内容的良莠不齐，也使其文献价值和理论意义大打折扣。在肯定其独特史料价值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其与生俱来的客观缺陷：
首先，批点文本的唯一性，使得杜诗手批本亡佚严重，且不便保存、流传。手批本自诞生开始，由于批点者在底本上直接圈点批评，导致批点文本的唯一性。此类批本虽因文本的唯一性而更加珍稀，但同时也给手批本的保存、流传带来极大不便。原本一旦亡佚，便不能像其他刻本一样，可因发行量大而得以幸存。因其唯一性，客观上造成明代以前的杜诗手批本散逸严重，流传下来的更是凤毛麟角。而清代杜诗手批本得以较好保存，一是藏书家注重对批校本的收藏，二是时间距当代不甚久远，故清代相应成为杜诗手批本高度繁盛的集大成时期。但是，较之刻本，文本的唯一性特质，无疑仍是杜诗手批本传播过程中无法逾越的一大障碍。
其次，批点态度的非严肃性，使得杜诗手批本评点形式随意、内容缺乏深度，质量参差不齐，甚至不乏伪作。不少批点者在评点过程中即兴而发，兴尽而止，既不追求批点的完整性，也没有刻意的批评意识，使得杜诗手批本质量存在为人指摘的瑕疵。有些杜诗手批本仅前几卷有批点，不仅批点形式不完整，而且批点内容缺乏深度，遭人指议。更有甚者，批点态度的非严肃性为批本伪作的产生提供了温润土壤，也对研究者提出了去伪存真的辨识要求。或伪托名家批点，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十余种杜诗手批本中，题张问陶批《杜诗论文》、题潘德舆批《读杜心解》均属于伪批。或抄袭他人评点而不注明出处，使后人误认为是抄录者所批，如徐松批《杜工部诗集》、潘贵生批《赵子常选杜律五言注》二书的内容均抄录俞玚评点；商盘批《杜工部集》亦是选录黄生《杜诗说》一书，等等。
最后，批点内容的过度诠释，使得杜诗手批本难避文本繁冗之弊。杜诗手批本中，有不少具有集评性质的批本。批点者将历代以来有关杜诗的评论进行辑录，并参以己见，这固然能够达到搜罗广泛、有助理解的批点效果，但也不可避免带来文本繁冗的弊端。如陆超曾过录诸名家批点《杜工部集》一书，过录了郑善夫、赵彦材、杜濬、孙莘老、刘辰翁等数十家评语，这种细书弥满的批点方式在导致批语文本冗杂的同时，有时也将自己的观点湮没在众多各抒己见的批点之中。如何既鲜明阐释自己的观点，同时又避免文本的繁冗，是杜诗手批者须仔细考量的问题之一。
（作者：曾绍皇，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