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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蛰伏”这个词非常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中国经济运行中潜在的诸多新动能。
●中国经济可以挖掘的潜在动能确实很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指出了两个激活方式基本路径：一是要善于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二是要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让其在科技创新和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一线奋勇拼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善于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让各类市场主体在科技创新和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一线奋勇拼搏”。“蛰伏”这个词用得非常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中国经济运行中潜在的诸多新动能。
中国经济运行中潜在的诸多新动能
那么中国经济究竟存在哪些蛰伏的发展潜能，可以成为我们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资源、手段和工具？概括起来看，至少有这么一些方面。
中央和地方“双引擎”的发展主体。在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着优势之一，就是我们存在中央和地方两个主体的积极性。这是世界发达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大国都不具备的制度优势。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能。未来关键是要根据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把“为骋顿笔增长而竞争”的制度，改造为“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制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度推进。中国经济当前是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叁期迭加”影响持续深化。缓解由此导致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困境，要靠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减税降费、加大市场取向的改革等动力变革措施，解决供需结构失衡和发展质量变革问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公司家、政府官员、科技人员叁支队伍的积极性。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财富。其显着的表现，是除了拥有一支庞大的勤劳勇敢、善于学习、严守纪律的产业工人队伍外，还具有一支由公司家、政府官员、科技人员叁方面构成的人力资源队伍。现在我们要更好地发挥公司家的创新创业精神，更多地鼓励政府官员强调社会责任，更宽容地放手让科技人员进行各种创新。
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我国在全球经济竞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要素价格低廉优势正在慢慢消失。但是随着人均收入增长，中国超大规模经济和市场新的比较优势甚至绝对优势正在形成。这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新的资源和手段。在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浪潮下，我们可以从利用西方的市场转向充分利用我们自己的市场，从而转换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可以依托自己的市场发展自主品牌和自主技术，从而发展创新经济。
各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提供的发展潜力和机会。各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既是发展中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未来发展的机遇和机会，是政策具有回旋余地的可选择空间。如中国东中西、沿海与内地等发展差距，使中国经济“稳增长”的政策取向具有多层次落实、落地的可能性；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产业和技术上的差距，也使我们具有进行赶超和低成本学习的巨大机会。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巨大。需求的收入弹性规律以及服务业本地化为主的特性，将会使十几亿人口形成一个潜力巨大的服务业市场。现在中国服务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是要不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同时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重点要解决好养老服务和普惠托育服务问题，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体育健身产业市场化发展。
区域空间布局是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局，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叁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这叁地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在区域一体化政策的推动下，必将成为世界级的创新平台和增长中心。
新型经济全球化模式转型。深度地融入世界经济，既需要对内改革来支持，更需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推进全方位立体化开放。过去我们搞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吸收外资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当前全球化战略需要转换，转向塑造各种全球化平台，利用我们庞大的市场吸纳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发展创新经济的轨道上来。为此要降低关税总水平，发挥好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和推动建设自由贸易港，健全“一带一路”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等等。
激活潜能的两个基本方式
当然中国经济可以挖掘的潜在动能确实很多，如城乡一体化，国有资本运营效率改进等，都是值得重视的重要方面。但是关键问题还是在如何激活这些蛰伏的发展潜能，这是一篇大文章，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从根本上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其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指出了两个激活方式：一是要善于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二是要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让其在科技创新和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一线奋勇拼搏。
就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有很多，但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根本还在于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例如，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双引擎”发展主体的作用，引导地方政府为追求高质量发展而竞争，就需要进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利益关系改革，清晰地划分财权、事权和相应的责任。再如，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下去，需要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和放松政府管制，这需要政府职能和机构的改革。还有，培育和利用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发挥内需潜力，需要彻底改革以资本主导的收入分配体制，增加社会公平取向的分配，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福利水平和消费水平，以刺激内需扩大。
就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谁是发展的主体？二是怎么调动这些主体投身发展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光有政府的强势、只有官员的积极性是不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都投身于发展过程，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尤其是要千方百计地调动民营公司和公司家专心致志地投身发展的积极性，要给其吃放心药、定心丸，增加其发展信心，稳定其经济预期。民营经济已经占据了我国国民经济“五六七八九”的江山和地位，为了在新时代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建议对于民营经济不需要过分强调给什么优惠政策、特殊照顾，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要从改革体制机制着手，对各种所有制公司平等对待，平等竞争，公平竞争，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够了。
（作者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