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瑾诗歌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笔下的日常事物总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确切地说，他不仅善于从日常事物中提炼诗情，更善于寻找审美日常化与历史性抒写的平衡点。他的新诗集《黄昏，闭上了眼》（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有不少作品是对于地铁的。诗人时而在乘地铁时思考，时而在地铁中观察来往的过客，时而感叹旅途相遇的缘分，阅读它们十分亲切。正像那首《地铁面相》所描绘的，“地铁隆隆，拥挤在一起的乘客们面无/表情，他们抓着可以凭借的”“一小时内，我们确定抓住的慢慢失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那么近又那么陌生。旅客们疲惫得面无表情，内心却又有各自的欢喜与烦恼，匆匆上车共度一段旅程，又匆匆下车继续各自的人生。这是现代化的典型景物带来的特有“诗意”，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诗人对生活内在意义的敏感。
其实，很多人一直对诸如地铁、机场、手机等和古典意蕴相悖的现代意象入诗持谨慎态度，而李瑾对于这些意象的使用是建立在敏锐的感觉与哲学性的思辨基础上的，这也使一系列的“现代”意象包含了更丰富的情感意蕴，形成了一种独辟蹊径的抒情维度，它们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打消一些评论者的疑虑。
细读这本诗集，发现诗人常以地铁、商场、幼儿园等现代化场所或北京的真实地点作为抒情场域，但在内心深处始终保留着一处充满美感的原乡之地，“城”与“乡”的交织是李瑾诗歌创作的情感原点之一。他对家乡的雨充满怀念，《一场雨淋不到我们想要的生活》写道：“故乡下雨了，可又能怎样，这些都与/我无关，堆积在屋檐下的苞米，即将/下地的麦种，都是/非我的……”当家乡的雨不再与诗人的城市生活相关，内心的伤感显得自然而纯粹，继而诗人又说：“若干年/以后，当有人听到同样的雨滴敲打着/故乡的窗户，不必/难过，这个世界不/缺少未来和替代……”本已流露的伤感在思考中又近克制，这一放一收之间颇有“近乡情更怯”的韵味，而让诗人不必难过的是，美好的未来生活，那种已经习惯“城”的生活却又无法在精神上脱离“乡”的纠结状态，要比单纯的怀念故乡或拥抱新生活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它道出了城市化进程中普通百姓最切实的内心感受。
这种情绪在《佳日寄亲》中更为深刻，“有一种故乡在你/离开后，便成为他乡/包括我，是否一旦要/说出什么，那些语言便会相互撞击着/散发出让人措手不及的空白抑或光芒”。当“故乡”已成模糊的“他乡”，诗人的伤感或许是眼角的盈盈眼泪，或许只是默默无言的一时恍惚，原乡会变迁、淡化甚至会消失，但同时也可能迁移，告别原乡的过程固然令人神伤，却也在惜别与回忆中孕育着新鲜的希望。
如果说从现代事物中攫取诗意和交错于城乡之间的情感原点，让李瑾诗歌的抒情维度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时代特征，那么对于历史与古典文化的体悟哲思，则让他的抒情维度具有了某种历史性特质。循着诗人的咏叹，可寻觅到他真实的足迹，在《刘公岛，刘公岛》《石峁古城》《赤桑镇》等诗中，诗人游历山川、指点风物，似有古人临川赋诗、迎风咏古的遗风，却又不尽相同，有所翻新。如《钓鱼城》只把合川古战场曾经的“气吞万里如虎，金戈荡寇鏖兵”作为抒情背景，却从钓鱼城的名字开始写起，“没有钩，没有饵，没有鱼，但我仍然/感觉落日在此处略显张皇，整座城池/被水为上下两截//草木比江山坚硬”。谈到惨烈的战争，诗人用相对冷静的话语，把历史进程抽象为一个比喻，得出“草木比江山坚硬”的结论。千年之中江山早已换了几番天地，而草木亦如苍生，世代繁衍、生生不息。诗人思考的恐怕远不只钓鱼城的一得一失，更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敏感把握。就是运用类似的方式，李瑾一改咏古诗中由来已久的沉重气息，用平静而深刻的诗句，把对历史的思考推向新的高度。同时，李瑾的诗与古典文化特别是古典诗词存在着或隐或显的互文关系，如《寒山寺，怀乡》，诗人借脍炙人口的《静夜思》引领全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多么美好/当想起故乡，我们才是个孩子，一地/霜花才会夤夜而来/送来衣裳以及空旷”。这是用现代的诗语重现了“床前明月光”的景象。
一位合格的时代见证者，必须兼具现实的精神原则和历史主义的眼光。李瑾以其独特的方式记录新时代的感动与思考，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诗歌功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这对于当下诗歌创作来说不只是收获，更是启迪。经典需要沉淀，新诗的生命还相对短暂，但也不必过度为“经典”焦虑，更不该将之视为降低创作艺术水准的借口。找准与时代对接的抒情维度，就会出现“动态经典”，而一代一代诗人的持续寻找，“恒态经典”就有了问世的可能保证。
（作者：罗麒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