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政治学研究转型升级的一年。一言以蔽之，中国政治学开始“回到历史”，尤其是回到中国自身的历史资源。围绕这一主题，不同的政治学者在研究进路、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做出了新的探索：首先，历史政治学的浮现为突破政治学理论上和实践上面临的瓶颈提供了新的出路；其次，以中国的政治现代性为主轴，政治学迎来了更多贯通古今的重要议题；最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也开始从宏大叙事转向科学化的因果推论。
为什么要回到历史：历史政治学的兴起与定位
政治学为什么需要回到历史？为什么需要一种名为“历史政治学”的新进路？政治学界从叁个方面给出了理由：反思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需要，弥补当前西方政治科学薄弱环节的需要，研究中华民族悠久政治传统的需要。
首先，当代中国自身的历史是政治学思考政治转型并为其提供智力支持的首要资源。有不少政治学者回顾了70年来中国政治学科的发展。其中，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在《与国家命运共振：70 年中国政治学的蜿蜒绵亘》中点出，中国政治学的兴衰与国家的改革路线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政治学经历了20年左右的“黄金时代”，学科得以恢复乃至扩张，但如今开始与政治实践渐行渐远，封闭于象牙塔中或者聚焦于微观政策。因此，让政治学话语既立足于历史实践经验又保持学术的客观性，是中国政治学克服危机的必经之途。
其次，当前西方以政治科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方法逐渐狭隘化，需要重拾历史之维。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郭台辉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之维》中总结道，西方的社会科学先驱们提供了叁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孔德把历史视为社会科学的论证材料之“用”；韦伯以理解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体”；马克思则试图融合历史与社会科学规律，超越“体用之争”。但在二战以后的美国，社会科学开始遗忘历史，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将超越历史情境的理性行为作为分析单位。而世界政治体系共同遭遇危机的今天，不仅西方学界开始呼吁“找回历史”，中国学者更应该找回被社会科学忽视的非西方历史经验。
最后，中华数千年的政治传统一直未能真正进入现代政治学的视野，这是我们重返历史最重要的理由。虽然百余年来，传统中国政治一直没有离开社会科学家的视野，但大家一直用“封建社会”“东方专制主义”等西方理论来衡量它，一些概念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并不存在。与此相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光斌在《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中倡议，不仅要以中国本土的话语来解释政治传统，还要将它们升格为普遍性的政治学理论。例如中国在两千年前就有了官僚制政府、大一统思想以及“一种文教、多种宗教”的特殊传统，它们对中华文明两千年的兴衰有何影响？与现代西方政治学中的各式理论又有何异同？这都是中国政治学对世界的潜在贡献。
历史政治学的提出，正是呼应了这些理论和实践需求，为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治学会、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学会、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多家科研单位及其学术期刊相继推出了以历史政治学、新中国70年制度变迁、中国政治学发展史等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和论文专栏。当然，仅仅意识到“回到历史”的重要性是远远不够的。历史政治学如要真正成为政治学学科的知识增长点，还需要对具体的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进行客观而深入的探索。
研究哪些历史：追求贯通古今的重大政治议题
在历史政治学这个初见雏形的学术共同体中，政治现代性与现代化已隐然成为政治学家的一条研究主线。这是因为，不仅晚清以来思想家都将政治现代化视为“叁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来的学术研究甚至发现，中国的现代性和现代化并非是19世纪末才出现的新鲜事，而是一个贯穿着历代王朝兴衰的“元问题”。尤其是在国家构建等领域，中国比西欧更早地开始了系统化的探索。近年来，已有一些政治学者基于过去的学术积累，对政治现代性这一问题下的各个详细议题进行了初步发掘。其中既有贯穿叁千年大历史的议题，也有剖析近现代中国史的议题，还有聚焦于当代中国的实证议题。
在大历史领域，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徐勇的《关系中的国家》与美国学者米格代尔的《社会中的国家》遥相呼应。他通过对古代中国的长时段考察指出，中国的国家构建是关系迭加、内生演化的产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锋的《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则与欧美的“政体”理论对话。该书强调，汉代以后的主流思想家都是用“治体”来思考政治系统，它包含“治道”“治法”和“治人”，其内涵远非政体一词所能替代。而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筠的《英国政治思想新论》虽然在讨论英国的现代性，但其收笔于英国、欧陆与东方国家构建的比较。12—19世纪英国的国家构建树立了一个与其他大国乃至与韦伯理论都不同的典范，即官僚制与立宪主义并存，强国家与公民自由兼得——这足以为中国的国家构建史提供对照和反思。
对近现代史领域而言，2019年恰好也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国内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活动越来越多，但问题在于如何从“政治的”宣传中提炼出“政治学的”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续添的《从“国家”到“地方”：中国现代国家改造中的“战略退却”》，探讨了“五四”以后的国家构建。与前述学者一致，他指出此后的国家构建并非新事，而是原有国家机器面对挫折之后的“改造”，以地方为中心的国家改造形塑了20世纪上半叶的政治格局。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里峰在《“运动时代”的来临：“五四”与中国政治现代性的生成》中，将“五四”视为“主义”话语和群众运动两大现代政治模式兴起的标志。显然，政治学者研究“五四”并不仅仅是为了还原历史，更是为了理解政治现代性这一超越历史事件、形塑着中国政治各个方面的“元问题”。
很多中青年政治学者将研究聚焦于当代中国政治。这看起来似乎与历史政治学相距甚远，但如果观察其核心议题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意识具有一致性：中国特殊的现代制度及其绩效。不过由于当代中国的数据更全面、研究基础更丰厚，大家可以对现代政治文化、现代国家构建的具体制度和合法性等子议题做出更细致的考察。中国公民的政治文化一向是实证研究的焦点，因为现代化的精神基础就是思想启蒙。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马得勇等在《信息接触、威权人格、意识形态与网络民族主义——中国网民政治态度形成机制分析》中，通过对网络调查结果的分析，发现威权人格和意识形态对网民民族主义形成的关键性作用。这种政治态度形成路径的发现，也挑战了过去认为传统文化或者现代教育能直接影响公民的结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季程远与合作者在英文论文《中国共产党员与群众的意识形态差异》中，比较了8万多名党员和大众的政治观点，发现党员群体不仅在社会、政治和国际价值观层面都能很好地代表大众。而且受选拔机制和政治社会化影响，党员的思想在各个层面都更加现代化。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长东在英文论文《中国政府与公司家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中，探索了税收与政商关系这一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领域。他指出，在中国“税收国家转型”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四种机制与公司家讨价还价，形成了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而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孟天广与合作者的英文论文《从互联网到社会安全网：中国网络参与的政策后果》通过对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进行大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在不引入竞争性选举制度的条件下，网民的政治参与也能带来政府的回应，并能促使政府提高治理质量。
如何分析历史：从宏大叙事转向因果推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所谓“回到历史”的努力没有严格的方法论，没有以具体方法和史料数据为基础，那么就很可能沦为口号和宣传。在这一点上，已经发展半个世纪并影响了众多中国政治学者的历史社会学是最佳的榜样。甚至可以认为，美国的历史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历史政治学，而且摩尔、斯考切波等代表人物本来就活跃在高校的政治学院系。只不过，在美国政治学界以行为主义为主流的背景下，他们并未打出政治学的旗号。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的《什么是历史社会学》一文，为历史政治学的方法论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他指出，历史学以时间叙事为基础，社会学以结构叙事为基础，而历史社会学的贡献就在于融合了时间叙事和结构叙事。同时，这种“时间—结构”解释必须是多因的而非单因的，必须有多元的时间观。联想传统政治史研究中的决定论、结构主义、进步史观、循环史观等弊病，这几项方法论原则几乎都切中要害。虽然历史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有何异同仍待商榷，但处理好时间和结构的关系，无疑也是历史政治学研究必须做到的。
有意思的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对立并不是新鲜事，在源远流长的政治思想史领域也能看到类似的讨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阳在《议题选择、概念互释与话语衔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总结道，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存在两种进路：接受过西方政治学训练的萧公权主张“采政治学之观点”；而以历史学背景为主的刘泽华则强调中国思想的“特殊性”。对中国本土政治学的建设而言，两种进路都不可或缺，但具体如何融通仍有待政治学者们的探索。
在具体方法层面，随着国内外和政治学科内外的知识交流，案例研究、定性比较分析、大样本统计、大数据与机器学习以及实验（包括自然实验、实验室实验和实地实验）等方法都方兴未艾。政治学界已经开始超越传统的“定性—定量”之争，初步形成了一些共识：研究方法应当多元化，应当根据问题意识选择最合适的方法，因果推论是研究应当追求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叶成城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世平合作的《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聚焦于如何通过案例研究寻找因果机制。一方面，通过选择那些“进行到一半”的机制可以减少二分虚拟变量的信息损失；另一方面，通过比较因果过程的观察值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准实验状态”。而时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陈超与合作者在《逻辑因果与量化相关：少案例比较方法的两种路径》中，区分了学者们将因果关系视为“逻辑因果”还是视为“量化相关”的两种态度。他们认为，逻辑上的可比性比量化上的可比性更适用于检验有关充分/必要性的理论框架。也有一些学者开始用这些方法探索政治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马啸的英文论文《中国地方精英议价中的群众力量》就采用了调查实验的方法。研究发现，当群众的压力与县级政府利益一致时，县级政府会利用这一压力要求上级撤回不合理的政策。
历史政治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对一手历史材料的搜集整理，而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史料都是定性和定量研究潜在的案例库和数据库。在过去的一年里，不仅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机构共同建设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已开始得到政治学者的重视，政治学界也开始量身定制具有学科特色的案例库与数据库。如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合作规划的“中国治国理政历史数据库”项目，计划将中国历史上君主、储君、宰辅以及战争等政治因素录入数据库，以便进行更科学化的实证研究。此外，很多青年学者和博士生在自己的教学与研究中也收集了不同领域的案例和数据，它们都可能为未来中国政治学发展打下坚实的史料基础。
中国的政治学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共同体，本文的回顾难免挂一漏万。“回到历史”只是众多学术探索中一波比较明显的思潮，而其他扎实的规范性研究和共时性的实证研究也值得大家重视。特别是，政治学家相比于其他学科而言，尤其肩负着为国家和学术发展出力的双重责任。这也提醒我们，未来要继续加强政治学共同体内部的交流合作，继续鼓励独立的、非功利性的学术探索，为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科学的现代化添砖加瓦。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