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地位更加凸显。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站在新时代的前列，从中国的视角看待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运用我们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早在16世纪，中国的典籍（如儒家经典《论语》）就被翻译介绍到国外去。这些典籍所蕴含的中国优秀文化思想与精神也被国外（包括西方和远东国家）所认同、接受。近年来，对于生态文明、儒家思想和生态语言学的讨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备受关注。生态文明是一个人人关注的话题，因为它关系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今天，我们要讲好生态文明的中国故事，首先要厘清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思想的本质与内涵。
儒家文化中“以人为本”的生态思想
可以说，中国哲学的核心就是“生”的问题，即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问题。中国哲学不能离开自然而谈论问题，更不能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形成任何人文传统和精神。中国哲学精神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发展出来的人文精神。中国人的生态思想和人文精神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有着本质差异。
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对于生态思想的陈述，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论语·述而篇》中有“子钓而不纲”的记载，说孔子用鱼竿钓鱼而不用渔网捕鱼，其隐含的意义是不贪、按需而取。《论语·乡党篇》有这样的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棚失火了，孔子退朝赶回来后问是否有人受伤，而不问是否伤到马。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王阳明的观点中找到答案。在《传习录·钱德洪录》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我们对禽兽和草木都一样有着爱，但我们用草木去饲养禽兽；我们对人和禽兽都一样有着爱，但我们宰杀禽兽以奉养亲人、祭祀祖先、招待客人；我们对至亲和路人一样都有着爱，但如果只有一箪食一豆羹，人吃了便能活命，不吃便会死，但我们又不可能同时拯救两个人，遇到这种情形，我们只能去救亲人，放弃路人。因此，王阳明认为，《大学》中所说的厚薄，是良知上自然而有秩序（条理）的，不可逾越，这就称为义，遵循这个秩序，就称为礼；明白这个秩序就称为智；自始至终坚持这个秩序就称为信。无论是禽兽与草木之间，还是宰禽兽以养亲之间或至亲与路人之间，不能两全时就得选择，该取舍时就得取舍，这就是道理，也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有学者认为，王阳明主张在万物一体境界的观照下合理地取用万物；万物一体境界是爱万物和合理取用万物的统一。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为了生存，从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取得生活所需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非常合理的要求。因此，在人类的发展史中，从来没有否定人从自然界获取生活所需物质的合法性。
儒家思想强调人的重要性和人在宇宙中的重要位置，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也要求人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对待环境、对待他人，讲究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虽然人与其他生命体都是自然界赋予的，但人与其他生命体不同，人有道德意识，有仁性，有语言。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以人为中心”，重视人在万物中的重要地位，人是万物中最具灵性的也是最宝贵的，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儒家思想的“以人为中心”说的是以人的“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的“利益”为中心。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地位更加凸显。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站在新时代的前列，从中国的视角看待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运用我们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早在16世纪，中国的典籍（如儒家经典《论语》）就被翻译介绍到国外去。这些典籍所蕴含的中国优秀文化思想与精神也被国外（包括西方和远东国家）所认同、接受。近年来，对于生态文明、儒家思想和生态语言学的讨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备受关注。生态文明是一个人人关注的话题，因为它关系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今天，我们要讲好生态文明的中国故事，首先要厘清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思想的本质与内涵。
儒家文化中“以人为本”的生态思想
可以说，中国哲学的核心就是“生”的问题，即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问题。中国哲学不能离开自然而谈论问题，更不能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形成任何人文传统和精神。中国哲学精神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发展出来的人文精神。中国人的生态思想和人文精神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有着本质差异。
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对于生态思想的陈述，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论语·述而篇》中有“子钓而不纲”的记载，说孔子用鱼竿钓鱼而不用渔网捕鱼，其隐含的意义是不贪、按需而取。《论语·乡党篇》有这样的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棚失火了，孔子退朝赶回来后问是否有人受伤，而不问是否伤到马。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王阳明的观点中找到答案。在《传习录·钱德洪录》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我们对禽兽和草木都一样有着爱，但我们用草木去饲养禽兽；我们对人和禽兽都一样有着爱，但我们宰杀禽兽以奉养亲人、祭祀祖先、招待客人；我们对至亲和路人一样都有着爱，但如果只有一箪食一豆羹，人吃了便能活命，不吃便会死，但我们又不可能同时拯救两个人，遇到这种情形，我们只能去救亲人，放弃路人。因此，王阳明认为，《大学》中所说的厚薄，是良知上自然而有秩序（条理）的，不可逾越，这就称为义，遵循这个秩序，就称为礼；明白这个秩序就称为智；自始至终坚持这个秩序就称为信。无论是禽兽与草木之间，还是宰禽兽以养亲之间或至亲与路人之间，不能两全时就得选择，该取舍时就得取舍，这就是道理，也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有学者认为，王阳明主张在万物一体境界的观照下合理地取用万物；万物一体境界是爱万物和合理取用万物的统一。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为了生存，从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取得生活所需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非常合理的要求。因此，在人类的发展史中，从来没有否定人从自然界获取生活所需物质的合法性。
儒家思想强调人的重要性和人在宇宙中的重要位置，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也要求人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对待环境、对待他人，讲究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虽然人与其他生命体都是自然界赋予的，但人与其他生命体不同，人有道德意识，有仁性，有语言。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以人为中心”，重视人在万物中的重要地位，人是万物中最具灵性的也是最宝贵的，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儒家思想的“以人为中心”说的是以人的“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的“利益”为中心。
和谐话语分析的原则
我们在生态语言学研究过程中，根据中国的语境，提出“和谐话语分析”概念，认为在进行生态话语分析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我们信奉“天人合一”“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人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等传统的中国生态思想，认为动物、植物等都要得到爱护、保护、珍惜。但在人与动物的选择上，首先选择的是人。这就是“以人为本”，这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宗旨是一致的。
在“以人为本”这个前提下分析生态话语，可以从以下叁个原则入手：良知原则、亲近原则和制约原则。这些原则的提出，主要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社会主义特色的文化思想。中国儒家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德性、仁性，尽心知性而知天，天与人相通，人性乃“天之所与”，人之性善有天为根据。因此，主张“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共生共存。这是良知原则的依据。
儒家思想的核心并不在于一般的追求自然和谐，而在于谋求自然和谐与差等秩序的统一；因此，“和谐”中包含了“差等”，自然中的各种生命体都可以理解为一个由近及远、从亲到疏的系列。这是亲近原则的依据。
制约存在于叁个层次，一是个人的良知和修养给个人行为的制约，二是社团（社区）的“乡规民约”的制约，叁是社会、机构的法制制约。一个人、一个社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是否足够文明、是否有生态意识，可以从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来衡量。这是制约原则的依据。
在2018年出版的《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中，编者提出，中国的学者从哲学的角度对生态语言学进行探索，生态语言学与儒家和道家思想有相同之处，都是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在今后的几十年里，这方面的研究会更多。该书的第一主编Alwin Fill教授是国际生态语言学的奠基人，他在第四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的大会主旨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儒家和道家文化、生态文明与生态语言学的关系。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主席Arran Stibbe教授在《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一书中也谈到儒家和道家生态思想和“和谐话语分析”两者的内在关联。笔者在此次国际研讨会的主旨报告中，以“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到和谐话语分析”为题，论述为什么要在中国语境下提出“和谐话语分析”，并从和谐话语分析的目标、哲学基础、理论指导、原则、方法、实例展示等方面对这个分析框架进行勾画。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地位更加凸显。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站在新时代的前列，从中国的视角看待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运用我们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对于生态语言学研究者来说，只要我们“思，以生态语言学为本；行，以生态语言学为道”，我们的研究一定能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同时，也能在国际上更好地讲好生态文明的中国故事。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