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化已经成为今天的乡村社会基本现实。个体的崛起，使得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在私人领域的权利意识极大增强，比如强调个人的利益，在公共领域也没有表现出对于他人权利应有的尊重，没有表现出对于公共生活和公共规则的维护。笔者认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就在于创造出积极的文化感觉，而集体感便是积极的文化感觉的指归。
笔者认为，在当下讨论新的农村集体文化，有两种日常生活实践需要特别重视。
其一，打造新的公共空间，重塑人的交往方式和公共感。梁漱溟有过这样的深刻论述：“我们必须启发乡村人的自觉，因为乡村问题虽然很严重，能让农村人难过，可是他们缺乏大家同在问题中的自觉。对于大家齐心合作的要求不够。”梁漱溟的解决途径是：通过设立乡农学校来提供“聚合的机会”，让乡村领导人与群众、群众与群众间产生交流，谈论痛苦和问题。梁漱溟其实提出了创造交流空间的重要性，只有在这样一个空间中，大家才可能获得“同在问题中的自觉”，并且增进彼此的团结和集体行动力。我们认为，在网络虚拟化时代，通过打造公共空间，开展面对面的活动来重建人们的交往方式和公共精神，显得越发重要。空间不是空洞的，也不仅仅只是一群人聚集的场所。空间充满了生产关系和文化，具有强有力的文化再生产能力。例如，在韩国新村建设过程中，拓展村庄内部道路时遇到了一个极大的困难，就是土地的问题，但是国家资金不能用来补偿土地占用、房屋拆除等，这些问题只能依赖村民们自己商量解决。类似问题都需要召开村民大会进行商讨。冬天村民们开会找地方遇到了困难，因为没有哪一个家庭的房子能满足50人以上来开会。最后，村民就商量着建立村会堂。村会堂在新村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草根民主的培训地，通过参加会议，村民们懂得了民主决议过程和会议效率的重要性。
其二，反思概念，建立一套新的语言。在过去的二叁十年间，农民对于自然、劳动、天气、中医、传统民俗的知识，甚至他们对于农村日常生活、对于传统养育子女方式的基本认知，往往被认为不是知识。城市人以及已经实现城市化的农村人，对于农村和农民表现出的知识上的优越感、权力感和宰制性的态度，是随处可见的。农民生活的原初意义和价值观，往往处于被贬抑的状态。很多观念逐渐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比如：农村是落后的；农民没有文化；养牛是落后的；种田是没有前途的，出路在于去城市打工；北京、上海比武汉好，武汉比尝县好……这些认知构成了他们的文化自卑心理和感觉方式，并指导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使得他们把“逃离乡村”当作人生努力的方向。
活生生的文化是一套生活实践，需要通过语言和情感起作用。如果我们把创造新的农村集体也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革命，看作是新时代农村的发展方向的话，那么，这个过程也必须要创造出自己的语言。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我们需要从启发农民反思概念、解放知识的维度入手，从而创立一套新的语言，这也是帮助农民树立文化自信、创造新的文化感觉、推进团结和民主的重要之举。假如未来某个时候，“互助”“合作”“集体”“共同富裕”“人民的幸福”“乡土是根”“在农村大有可为”等词汇能够成为人们对于文化感觉的日常表达，“地方性知识”能够成为农村人的骄傲，那么，笔者确信一种新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也会在乡村静悄悄地展开。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