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世界”是20世纪末以来太平洋史研究转型中出现的一种新路径、新的历史分析框架。它以太平洋水体部分为出发点，辐射覆盖海流所及的周边大陆、半岛和岛屿，重点关注地理大发现以来该区域内因人类活动而导致的生物交换、人员交往、物资和文化交流。就核心特征而言，“太平洋世界”试图集中研究“属太平洋的历史”（history of the Pacific），这是它与既往的太平洋史研究——“在太平洋的历史”（history in the Pacific）形成区别，并被视为新路径的关键原因。
“太平洋世界”路径的史学渊源
“太平洋世界”最初的史学渊源可追溯到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其海洋中心、海陆相结合的整体视野和相应的历史哲学，构成了“太平洋世界”路径的核心因素。
无论学者是否乐于承认，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学不只推动了新地中海史研究的兴起，还推动了大西洋史研究向“大西洋世界”路径的迈进。之后，经由哈佛大学教授伯纳德·白林等人发展起来的“大西洋世界”研究，把大西洋海陆多元文明看成是历史分析的整体单元，“为有关早期近代最重要的历史发展提供了分析性比较，并界定了明确的历史分析范畴”。“大西洋世界”研究的兴起，让挣扎在“大洋洲史学”和“民族国家史学”困境中的太平洋史学者看到了路径突破的可能。通过吸纳和借鉴，太平洋史研究开始向“太平洋世界”路径转换。
此外，全球史研究的勃兴，也为太平洋史研究突破“欧洲中心”、发现和重构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社会空间”提供了新视角。全球史倡导去传统中心化，内容上表现为对他者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发掘，视角上则由俯视转向平视，由重点化转向全面化；注重整体性联系和互动，内容上表现为发现整体和意义，视角上由单向度视角转向双向度乃至多向度。借助全球史视角的深度介入，“太平洋世界”研究得以在一个更开放、更宽广的时空视野和语境中重新审视并建构。
“太平洋世界”路径下的史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太平洋史研究基本上被两种路径主宰：以堪培拉学派为代表的“局内人”的大洋洲史学，以及仍将太平洋历史依附于大国历史的“局外人”的帝国史学。随着太平洋作为单一研究单元被“发现”，打破内外壁垒、重构新路径的呼声日盛。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史专家保罗·达希发现太平洋在殖民时代之前便是有人的地方，并注意到它在人种、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内在联系性，由此提出“太平洋海域是桥梁而非边界”，使太平洋实现了学术视野上的开放。约翰·麦克尼尔则从环境史视角入手，采纳泛太平洋的大视野，关注该地区人类的关系和交往，以及由此带来的动植物和环境变迁。在他看来，太平洋地区曾经的原住民与环境的和谐关系在白人拓殖之后遭到破坏，经过“库克大交换”，太平洋世界的环境面貌被彻底改变。以达希和麦克尼尔对太平洋时空性的延展和整体联系性的开拓为基，“太平洋世界”研究路径建构成型。
从2000年开始，美国历史学家丹尼斯·弗林主编的丛书《太平洋世界》陆续出版。这套用新的研究视角编汇的文集，意在引起学者对“16世纪以来不断发展的重要却常常被忽视的跨洋和内部联系互动”的注意。它对“太平洋世界”研究新路径的初步定位，以及在调和总体史与微观史、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方面的努力，为太平洋史研究的全面转型打开了局面。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对“太平洋世界”术语的倡导，的确带来了太平洋史研究整体视野的初构和对传统陆地中心观念的质疑，大洋洲史研究者渐渐自觉关注与外部的联系，“局外人”也开始从非西方视角来看待太平洋，但绝大多数学者仍未实质性摆脱“在太平洋的历史”的框架束缚。
转入“属太平洋的历史”，探究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及微观生态的形成，进而关注因连通性而形成的太平洋历史的整体性，才是“太平洋世界”路径走向成熟的标志。加拿大约克大学荣誉地理学教授唐纳德·弗里曼2010年出版的《太平洋史》堪称首部较集中体现“太平洋世界”路径特点的专着，在某些方面甚至已领先于同期的大西洋史研究。但因过度突出整体性和去国家化，书中缺乏微观叙事，俨然一个未完成的框架。之后的几位学者则相继赋予“太平洋世界”以更清晰的路径内涵。美籍日裔历史学者马特·松田发展了弗林的构想，通过《太平洋世界：一部海洋、人民和文化的历史》，尝试从跨本土主义的多点化视角，将太平洋各处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英国历史学家戴维·阿米蒂奇借鉴布罗代尔和“大西洋世界”的概念、方法，明确提出“太平洋世界”的研究路径问题。他主编的《太平洋的历史》把大洋洲纳入太平洋，将人类学家豪欧法的“群岛之海”历史与环太、亚太历史相融合。美国西部史专家戴维·伊格勒用“太平洋世界”视野重构美国西部史，他的《伟大的海洋》用“一种海洋而非陆地的路径”，通过环境、商业和文化元素，揭示出美国远西部在成为国家扩张的纽带前就已经是太平洋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堪萨斯大学的环境史专家格里高利·库斯曼则另辟蹊径，从19—20世纪的太平洋鸟粪贸易这一微观议题入手，探讨太平洋诸岛与澳大利亚、北美等外缘大陆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它们在全球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试图据此证明，太平洋世界在全球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由此，以太平洋为中心的多点化视角下的联系和比较、对“内史”的容纳、与环太大陆传统国家史研究的结合互渗，以及从微观专题透视整体意义，构成当下“太平洋世界”路径的体系性框架，形成了研究“太平洋本身的历史”的新模式，并日趋成长为太平洋史研究的主导性路径。
“太平洋世界”路径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作为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后发研究，“太平洋世界”的研究者及时察觉了“大西洋世界”研究存在的问题：对大西洋史的论述仍未摆脱简单的帝国史模式，叙事中基本排除了印第安人、非洲原住民及混血种族；只重视沿岸主要大国间的跨国关系和对他者地区的单向度影响和改造，对其反影响关注甚少；缺乏作为一个体系、区域或文明所应有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忽视了与其他海域和地区的联系。得益于堪培拉学派学者的努力，太平洋史学者在克服前两个缺陷方面取得了显着进展。但对后两个问题的解决，研究者们尚未取得有效突破。除却这两个结构性问题，“太平洋世界”路径还面临着其他一些突出挑战。
首先，作为一种新路径，“太平洋世界”的学术概念界定并未达成相对一致的意见。其次，“太平洋世界”应如何更好地处理与大洋洲史的关系，两者能否实现相容甚至相融？毕竟，太平洋历史研究总体还相对滞后，诸岛史和专题史还有太多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再次，如何在保证“太平洋世界”主体性的前提下更好地处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近年来的微观史学采用了在宏大的全球视野下研究地方、地区和跨地方、跨地区的历史，即所谓“定点”加“跨越大陆划分的空间联系”的分析方法。库斯曼的现有研究与此有相合之处。但仅将整体性转化为一种视野和意义显然是不够的，如何在“太平洋世界”的宏大建构中有机地融入足量的微观生态，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作者：王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