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所作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必须把制度建设提到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能否实现制度现代化和提升制度软实力，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关系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课题。
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纵观世界历史，国家间竞争从表层上看是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军事的竞争，而从深层上看则是制度的竞争。对于这个问题，中国近代史不啻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中国最初的现代化探索始于鸦片战争时，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认识到了大清帝国“船不坚，炮不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由此产生了洋务运动，致力于中国的器物现代化。甲午战争的惨败客观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又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痛定思痛，看到中国的落后不仅在器物，更在于制度。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成为新的强国，而清王朝依然是腐朽的专制统治，从中切身感受到制度竞争的关键意义，由此引发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这是近代中国从器物现代化走向制度现代化、提升制度竞争力的努力。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制统治，但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制度问题，帝制复辟、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独裁专制接踵而至，一个制度上衰败的中国又遭到日本全面侵华，再次揭示了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实质。
我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落后。近代中国史充分说明，是腐朽的制度造成了中国的落后，制度落后是最大的落后。理论和现实表明，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针对的就是制度现代化和制度竞争力。一些人称之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实际上这样的认识高度还不够，因为以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都属于“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把我国的现代化从“器物”层面提升到“制度”层面，是中国现代化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量变到质变的大飞跃。
国家间的竞争最根本的是制度上的竞争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制度建设上进行了艰辛探索，也有过惨痛教训。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深刻总结新中国的经验教训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二战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阵营的竞争之所以遭受惨痛的失败，根本原因是什么？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症结何在？单单用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能够说得通吗？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深刻揭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制度问题，是因为当时的苏联和东欧与资本主义相比未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再次说明了国家间的竞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最根本的是制度上的竞争。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意味深长地指出，纵观社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也发生了严重曲折。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党不断思考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以打造国家制度软实力提升国家制度竞争力
上述分析表明，国家间硬实力竞争固然重要，但软实力竞争更加深刻。目前人们往往把软实力理解为文化的力量，并且经常以“文化软实力”等同于“软实力”。实际上，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把制度也作为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提出软实力包括“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中国要提升国家软实力，一方面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其是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政治价值观，使之成为国民的牢固信念和国家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与这些核心价值相适应的一套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必须认识到，在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在世界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的历史条件下，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特殊情况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开展的不仅是硬实力的竞争，而且是软实力的竞争，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竞争。社会主义中国要在21世纪立于不败之地，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具有世界感召力，不仅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以打造国家的制度软实力来提升国家的制度竞争力。
中国要具有强大的制度优势，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治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我们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制度体系，而改革开放后则在此基础上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力图使一个“强国家”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形成良性互动，这不仅符合早发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的一般时序，也显示出了建立在这一发展逻辑上的制度优势。这些优势包括：国家能力强，特别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总体效率高，能够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国家自主性程度高，在较大程度上维系一个“中性政府”，基本不受利益集团的绑架。这些特点往往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弗朗西斯·福山曾说：秩序良好的社会离不开叁块基石：强大的国家、有效的法治和民主问责制。按照这一分析框架，西方的长处在于具有较好的法治和问责体系，但政府不够强大。而中国的优势正在于具有能力强、自主性高的国家，同时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在国家制度竞争中胜出，从而显示出强大的制度软实力和制度竞争力。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