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着优势，其中一大显着优势就是“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延绵不断的古老文明与超大型现代国家相结合构成了“文明型国家”的独特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我们要自信地看到，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焕发新生，并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道，为国家治理提供丰厚有益的思想营养与精神动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一股子精气神，从华彩瑰丽的诗词歌赋到耐人寻味的名言警句，满满的追梦力量催人奋进。在中国历史上，当人们信心满满、精神抖擞、团结一心的时候，国家就常常强盛；当人们忧心忡忡、萎靡不振、人心涣散的时候，国家就往往衰败。传承2000多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哲学思想，又是道德准则，还是政治理念，如同文化基因一般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之中。
从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壮志，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胆魄，再到张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担当，无不激励人们努力将“小我”融入“大我”，把人生价值和家国情怀充分结合。这些构成了国家治理的牢固基石。
大体而言，西方政治追求“叁权分立”之类的“物理结构”。这种基于“理性人假设”等衍生出来的理念和模式，背后实际上是难以调和的利益分歧。中国人特别讲究政治主体之间产生“1+1&驳迟;2”的“化学反应”，背后有着齐心协力的价值引领，可以概括为“团结就是力量”。
经典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是带有深刻时代烙印的“合唱”。它之所以能传唱至今、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的一脉相承，反映了人民智慧和实践的总结与升华。从个体之间的“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和“一个好汉叁个帮”，到社会维度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和“人心齐，泰山移”，再到国家层面的“上下同欲者胜”和“万夫一力，天下无敌”，都体现出团结的力量对于国家、民族的重大意义。
进一步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独特的思维方式，至今依然是我们为人处世乃至治国理政的指引。例如，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和美国人的逻辑思维之间有一个显着差异，即前者接受矛盾、后者排斥矛盾。美国式思维往往认为，如果一个命题与另一个命题存在矛盾，那么这两个命题当中的一个必然是错误的，是需要被否定的；中国式思维则强调，矛盾是无所不在的，任何一个事物实质上都是一个矛盾体，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要接受矛盾，更要寻求超越矛盾。
一方面，矛盾双方在动态变化过程中，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相互转化。所以，不能死板和单一地去看待事物。“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和“叁十年河东，叁十年河西”，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对国家治理而言，就需要在理解和认清事物复杂本质的基础上，更好发挥多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优势，挖掘潜力，不断优化和完善领导方式、执政能力以及国家治理体制机制等。
另一方面，那些阻碍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矛盾则必须要消除。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这种斗争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在斗争过程中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这便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有机结合起来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蕴藏丰富的经典概念，是我们进行知识创新和话语创新的智慧宝库。中国是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与之相关的礼乐文化、礼仪修养等，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全球治理中都可以提炼出许多现代启示。从精神内涵来看，既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滋养，也有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超越。
例如，政治领域的“仁礼存心”，强调避免滥用权力，以“礼”制“力”；经济领域的“礼尚往来”，强调扩大并协调好各方利益，以“礼”促“利”；文化领域的“礼乐相成”，强调提升文明理念，以“礼”倡“理”。
再来看“势”。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按照“顺势”和“得势”的方式前进，既能借势而为、得道多助，又能审时度势、积极运筹，在国际竞争中不惧困难、直面挑战，因而往往可以转危为机，更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能。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局之中，我们应该更加主动地“造势”和“谋势”，为自身和世界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进步空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四书五经，故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这种“绎新籀古，弘扬传统”的方法和思想，实质上就是创新传统、走向复兴。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立足当代、把握未来，同时不能忘却传统、抛弃历史，要自信地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团结起来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博士、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