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的形成来源于人类对生命活动的模仿。人类利用符号不仅可以对直观事物进行分类和描述，更可培养自身的模拟能力、逻辑思维、审美意识。图腾作为一种被符号化、图像化、人格化的崇拜对象，在人类生产与审美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
对器物内涵及其与图腾的关系可从比较视角作多维阐释。首先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认识器物的美学特征。器物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成果，器物审美是由人类生产劳动所创造的劳动产物及其审美活动。器物中的图腾符号连同器物本身，都具有反映人类能动改造自然的实践美学特征，构成物质生活需要与精神审美需求双重意义上的美学价值。
其次是从辩证的视角认识图腾的符号价值。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虽没有直接论及器物与图腾符号，但他创造性地从面相学和头盖骨相学视角出发讨论意识和精神问题，为认识图腾的符号价值提供了参考。在黑格尔的话语体系中，图腾及其承载器物的创制本身就是对抽象自我意识的现实确证，这其中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自我意识的存在构成审美活动的直接根据。
最后是从具体的可感知层面展开审美活动。《易经·系辞》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古代民众以事物是否具有具体的可感知性，作为判断其“道”“器”属性的依据。“道”与“器”之间的辩证关系通过“象”的符号模拟得以展现，由此形成“器以载道”“物以载道”等“道器”关系说。并通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八卦符号创制，达到“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审美目标，最终在人与自然万物的交感中获得审美体验。
其实，远古人类创制器物及图腾符号的行为始终都与审美活动相关。在列维-布留尔看来，原始智力特有的最一般规律可被称为“互渗律”，人与自然密切的普遍关联促使原始人类要以具体的直接方式将其表达出来。这一方面是人对自然世界的模拟。在《易经》和道家学说中，诸如“五色”“五味”“四时”等同“五脏”之关联，“五行”生克与人类社会的行为选择之关联等，均可视为“互渗律”在华夏先民原始思维中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这又是自然世界对人类社会活动的“映像投影”。在法国社会学学者涂尔干看来，“靠着这种投影，自然成了社会化世界的映像：自然反映了社会的全部基本特征，反映了社会的组织和结构、区域的划分和再划分”（恩斯特·卡西尔《人论》）。在此意义上，器物审美正是通过对自然事物“物象”的“映像投影”，体现出人类特有的理性思维和审美方式。
作为一种现实的直观“映像投影”，图腾、图腾崇拜及与之相关的神话传说很好地满足了这种原始“互渗”思维与审美活动的直观表达。因此，我们经常能在远古人类创制的器物中，看到各种将人体某种器官、结构与动物、植物乃至无机物同构拼接而成的图腾符号与图像。随着人类自身生产能力与审美意识的发展，以图腾崇拜为表征的精神活动也同时进行着自身的分类，其中包括对美的判断和分类。
原始图腾分类逻辑不仅与思考有关，也与被体验、被感知的分类有关。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言，“每当社会集团被命名之后，由这些名称构成的概念系统似乎就会受到人口变化的任意性之累，后者有它自己的规律”（《野性的思维》）。而具体到器物审美活动中，器物外形、样式的形式美则往往通过纹样、色彩、光泽、图案等图腾符号要素得以表达。这些要素的最终排列组合与综合运用的目的指向，又构成包括崇高、秩序、积极、消极、和谐等在内的感性认知与审美体验。远古人类在图腾分类逻辑中完成了对器物之美的类的划分。
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当代中国的祭神祈福活动仍保留着图腾分类的符号审美逻辑。以内丘神码（河北省内丘县神码民间版画工艺）为例，不同图腾形制的历史变化记述了“崇神”的神码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之间的特殊关系。“万物有灵”与“物我互渗”的思维方式通过不同形象“神”的图腾逻辑分类来展现。神码作为一种杂糅诸神神像的器物符号，通过具有仪式象征意味的制作、张贴、焚烧流程，将其中所内含的现实中人的生活与信仰状态，及潜在的图腾崇拜观念具体反映出来。在神码器物制作过程中，对诸如构图、版式、色彩、比例、图案等审美要素的拿捏判断，最充分地展现出民间艺术活动中真实的器物审美。神码中各种对于人的生活、愿望、观念及人自身形象的分类表征着以内丘人为代表的中国人对自然的顺应及对自身力量的确信。（王伟毅、姜彦文主编《内丘神码艺术展》）
在中国，《易经》卦象及卦爻辞的出现，标志着华夏民族逻辑思维能力与审美意识的形成。《易经》卦象与卦爻辞的出现，使中国古人具有了一种将自然界客体化、对象化的逻辑能力。创造性、艺术性的符号模仿即是这种逻辑能力的真实体现。在创制器物及其图腾符号“对象物”的实践投射中，人反观并认识自己，审视体验自身劳动创造所产生的美。这同内丘神码及更为久远的卦象符号的审美认知实质上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现实中的器物与图腾崇拜在内丘人那里体现为神码供奉和祭祀习俗。这既是一种类宗教性的生活习俗，也是一种器物审美实践。实际上，内丘神码所展现的器物审美特征正是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直观体现，人们审美意识中的潜在性与现实性通过想象力的符号图示达成统一。
总体上，人类之所以具有与动物不同的审美活动，就在于人把自然界作为对象化的审美客体与实践工具。正是在器物的创制与审美活动中，人类完成了“人化自然界”这种对自然界能动的、积极的改造。随着器物制作工艺与技术的提升，人类的审美对象和方式可能会发生转变。不过，就审美活动发生的内在逻辑而言，人们正是借由器物及其图腾崇拜“自觉”地将自身同一于自然界，以展现万物合乎规律美的内在逻辑，并由此获得改造自身生存状态的精神动力。这在中国民间艺术内丘神码及其器物审美活动中得到明显体现。
（作者单位：天津美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