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崛起于吴门的贵潘家族，科第簪缨，累世高名。贵潘诗人在一族之内自相师友，培植共同的诗学趣味，其家族的“崇唐”诗风有着越发趋近于歌咏太平的贵族化倾向。不过，家族并不是封闭的集群，在一定程度上，时代潮流、师友资源、个人际遇等异类元素都会通过各种通道来影响贵潘族人的诗歌创作，从而使得贵潘家族在延续其“崇唐”诗风的同时，又呈现出某种新变。关乎此点，作为贵潘诗学代表人物的潘曾沂在其诗集《闭门集》中所呈现的“由唐转宋”的诗风变容便是明证，这一变容不仅在贵潘家族诗学中深具别趣，更有着响应道咸诗坛“宗宋”诗风与引领吴门诗风“由唐转宋”的多重意义。
潘曾沂（1792—1852），初名遵沂，改名曾沂，字功甫，号小浮山人。其父即清乾隆癸丑科状元、工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潘世恩。潘曾沂诗才早露，弱冠得名，且一生耽于吟咏。检其早年诗作可知，其诗学晚唐，且得温李之神，如从他的《功甫小集》中所选早年诗作《蛱蝶行》《芳树》《乌栖曲》《静夜思》《玉阶怨》《春江花月夜》等来看，俨然温李之后声。如《春江花月夜》：“琵琶弦，琥珀杯，翡帱翠幄往复来。珠履飒沓临高台，临高台，望江水，春花恼杀人，春月圆如此。候馆歌残金缕衣，遥天盼断云蓝纸，别有含情江上楼。罘罳窗下控帘钩，鹦鹉话阑春寂寂，鸳鸯飞尽水悠悠。谁家箫管红阑里，兰膏明烛辉罗绮，只有江头潮信准，照彻离愁一千里。”但是考察潘曾沂诗集，特别是他中年的《闭门集》时，我们发现他诗风大变，可谓尽弃早年“宗唐”门庭而一味“佞宋”，是何缘由使得潘曾沂前后诗道如此异殊呢？关乎此点，其弟潘曾莹序其《闭门集》时曾给出部分解释：“兄论诗文皆以性情为主，杜牧所谓意全胜者词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词愈华而文愈鄙。每以此二语相切砺。幼年所作已简老有体法，后乃自悔，不复示人，而格律愈进。五试礼部不售，而杜门谢客，绝不干预外事，莳花种竹，吟咏自适……盖兄家居二十余年终日键户，惟一童子应门，过者有相府深山之语，所作诗文多窈渺之致，读者每不能解，而时时以民物为念，又托为浅近易晓之言以劝喻乡里，其用心固有在笔墨之外者矣。”潘曾莹在序中提示潘曾沂诗学前后异趣处有两者：一是他五试礼部不售，而杜门谢客，二是他后乃自悔其少作，遂去其少作不复示人。从时间前后看，自悔少作当在五试礼部不售之后，有这样的提示，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潘曾沂的仕途情况，这或许会帮助我们理解他的诗学变化。潘曾沂身出高华之第，雅负隽才，翩翩裘马之间，仕进本应是较为通顺，而实际又如何呢？潘曾沂少年得志，二十六岁中举，此后就一直蹭蹬闱屋，襟怀难开。嘉庆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连考叁次进士未得中式，嘉庆二十五年，其父潘世恩为他在京师报捐中书，算是偏门而入，此后四年内，他五试礼部均不售，其挫翮铩羽之痛，可谓甚矣！高门华第的“才名企许”，使得他“屡败屡战”，而漫长的科场摧折，最终使得他的“才名企许”转变成“才名焦虑”，五次场考不售，促使潘曾沂开始反省这种“才名”之累，最终，叁十叁岁的他挂帆南下，结束了抑郁失意的京华之旅。以辅相之子居京四载，五应礼部不中而失意南归，这无疑是潘曾沂人生态度转变的一个关捩。随后他深居简出，闭门思过，诗作集成亦名《闭门集》。再者则是对为诗之道的反省。吴嘉洤在《功甫小集序》中云“潘功甫舍人向刻有《功甫小集》传播艺林，后悔其少作，悉毁其板。故世少传本”，《闭门集》中亦有“绮语删除逐渐无”这样的诗句，这些都足以反映潘氏开始抛弃年少时所宗的唐音，以缘情为先导的诗风发生了裂变，玲珑兴象与风月水花的咏叹逐渐让位于以心观物的内在体验和以理驭诗的客观审察，玄思与道学见涨，由此产生“诗在江湖悔少年”的反应也是自然。
潘曾沂归里后诗作之祈向，徐世昌在《晚晴簃诗话》中曾有言及：“功甫少负异才，淡于荣利。壮岁即谢职归，杜门学道，自称前身为僧。诗初近樊榭，以幽秀为宗。继放之为东坡、诚斋，生秀又近姜白石。”徐氏所言他法樊榭，步东坡、诚斋的这条“宗宋”诗学路径，固然与他仕途蹭蹬而引发的自我反省有关，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嘉道诗坛日渐抬头的崇宋诗风对他的影响。这一影响最直接的证据则是潘曾沂在京期间参加“宣南诗社”时所接触的一批“宋诗派”诗人。“宣南诗社”原为陶澍等人于嘉庆九年所发起的消寒诗会，道光元年（1821），潘曾沂应邀加入诗社，其诗社成员有吴嵩梁、陈用光、朱珔、梁章钜、谢阶树、钱仪吉、董国华、程恩泽及潘曾沂等九人。以诗社成员的诗学祈向而言，程恩泽、钱仪吉、陈用光、朱珔、梁章钜皆为宋诗提倡者，这其中程恩泽为道咸之际宋诗派领袖，诗崇杜韩及山谷。钱仪吉为秀水诗派大家，潘曾沂在《论诗示钱仪吉》中赞赏其诗云：“幽绝君诗吾所爱，杜陵拙处孟生寒。”陈用光、朱珔皆桐城派学人之诗的后劲，诗中每以议论与考据为诗。梁章钜则为闽诗中操宋声者，诗中最常见者为以鉴赏品玩金石书画碑拓为主题的唱和。由宣南诗社成员的诗学趣味可以推见，宣南诗社雅集唱和活动中所弥漫的“宗宋”氛围之浓厚，而这一“宗宋”氛围也会在唱和活动中对潘曾沂产生影响。以潘曾沂参加宣南诗社雅集的唱和诗而言，除了有消寒、赏菊、忆梅、试茶等事项，也存在大量鉴赏品玩金石书画碑拓为唱和内容的学人之诗，如潘曾沂在宣南诗社的唱和中曾题咏过《泰山秦篆二十九字》《娄寿碑》《闻熹长韩仁铭》《白石神君碑》《尹宙碑》《张猛龙碑》《金仙长公主碑》《景龙观钟铭》《兰陵公主碑》《绛州碧落碑》《韩昶墓志铭》《卞氏墓志铭》等金石碑拓。当然在这样的金石碑拓题咏中除了思古幽怀，更多的则是史事及考据的阐发，诗歌本身的抒情功能是退居其次的。宣南诗社中为苏轼、黄庭坚生日所作的纪念活动亦是诗社雅集的主要内容之一，寿苏、寿黄这样的雅集主题更是宋诗派诗人擅长其道之时，如道光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坡生辰，潘曾沂在李彦章的小雪浪斋同陈用光、鲍桂星、顾莼等人宴集时所作诗就俨然一派宋调。由此可知，道光初年的潘曾沂已浸染宋诗颇深，这一影响也就自然会反映在潘曾沂归隐后所刻的《闭门集》中。在《闭门集》中出现了《炊烟》《担粪》《蚁》《晰蝎》这样的诗题，这种不回避平凡、琐屑甚至肮脏之物的诗题出现在以盛产玉堂词人为代表的贵潘家族诗人中是很难想象的。如诗题为《蚁》的诗：“榆皮蚁直上，或不已于行。若使天可接，更无鸡与争。纷纷识向背，默默证阴晴。翠鸟曾偷眼，青牛裹叶横。”俨然一枯槁谈理的人在说事而已，全无当年风华少年的流美之态。
“才名之劫”促使潘曾沂早早闭门归隐，而京华诗友的宋诗趣味也推助潘曾沂最终形成新诗风。他在归里后曾检讨其诗学云：“五字从来关学问，肠枯始醒误沧浪。”《沧浪诗话》所云的妙悟已是昨非，清中期开始盛行的学人之诗才是潘曾沂以为的诗学正道。由此，潘曾沂在《闭门集》中开辟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同时期吴门贵潘“崇唐”诗风的“宗宋”幽径。当然，在这条“宗宋”幽径上并非只有潘曾沂踽踽独行，从《闭门集》中所见的诗歌唱和可知，潘曾沂归隐后交往的苏州寒士诗人吴嘉洤、沉谨学、江湜、贝乔青等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宗宋”倾向。以吴嘉洤论，其诗早年多华缛温雅之作，中年以后，涉历渐深，大变初习，诗出入苏轼、黄庭坚之间，其诗道宗法宋人之轨几同潘曾沂。所以说，潘曾沂《闭门集》的变容既是对贵潘“崇唐”诗风的扬弃，更是对道咸诗坛“宗宋”诗风的积极响应，同时，又间接地开启了吴门地域诗风“由唐转宋”的大门。
（作者：丁小明，系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