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是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途径，具有深厚的文化基因与鲜明的时代意蕴。
人文关怀
“人文”一词源于《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华传统文化向来重视人文关怀，中国先哲更将人文置于与天文同等的位置。《尚书》认为，人是“万物之灵”。《老子》将人与道、天、地并列，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历史上，中国虽曾出现过众多学说、流派，但几乎都将人文关怀放在重要位置。例如，儒家“内圣外王”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体现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精神；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返璞归真”“形神兼养”，充满对人的健康、生命、生活的关注；佛家以慈悲为怀，提倡“众生平等”。以上种种特质，彰显着中华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思维和交互性伦理。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人文交流是人与人之间情感沟通、心灵交汇的桥梁，是国与国之间加深理解信任的纽带，它以增进国家及民众间相互理解和信任为基础，以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为目标，具有基础性、广泛性、先导性和持久性特征。中国倡导的人文交流，内容涵盖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多个领域，通过各种形式推动民心相通，推动务实合作。
包容互鉴
《楚辞》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神有所不通。”这就需要我们秉持“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精神，葆有“叁人行，必有我师”的态度。《周易》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指出阴阳二者并非对立关系，实为一种互补、对应和包容的关系。庄子、荀子认为，阴阳二气是宇宙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彼此为对方提供存在条件，二者的互补互动构成了世界。儒家的“一物两体”，道家的“无为”与“有为”，佛家的“出世”与“入世”，都在说明事物之间互补的重要性。历史上，中国长期秉持“有容乃大”的胸怀，对西方文化保持交流学习的态度，中华文明在同世界各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展壮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当今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70多亿人口，人类文明丰富多彩。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它们都是人类共同的宝藏，没有高低、贵贱、优劣之分。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有利于促进各国民众精神层面的沟通，厚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根基。中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不断加强同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既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在中外人文交流中构建相互尊重、丰富多彩的世界。
和谐共生
中华文明在本质上是一种“和”的文明。《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论语》曰“君子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中华文明所崇尚的“和”，包含和谐、和平等多重含义。就和谐而言，要求既肯定和接受事物的多样性，又包容和接纳事物的差异性，并将不同事物融合到一个和合体中，即“和而不同”。《国语》讲“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把多样性的和谐统一作为万物生长繁衍的基本条件。就和平而言，追求和平是中国数千年文化积淀的必然要求。《尚书》提出的“协和万邦”就反映了这样一种理想。孔子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斥责“春秋无义战”，主张“善战者服上刑”。老子认为“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庄子提出“齐物论”，主张万物平等和谐相处。兵家虽以战争为研究对象，但在本质上依然追求和平，如孙武指出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华民族自古爱好和平，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但在推进中外人文交流过程中，中国却面临来自西方国家“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等论调的攻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明标准，任何试图用强制性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必然带来灾难性后果。尊重文明就意味着尊重文明产生的土壤及其独特性，尊重文明创造主体及其思维方式的独特性，尊重文明在历史上发挥的独特作用，以及在当下、将来产生影响的合理性和持续性，进而在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认知基础上，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生。
创新发展
与西方机械论的宇宙观不同，中国哲学的宇宙观习惯上将世界看作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存在。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庄子指出“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中国先哲认为世界是一个如同大河奔流的运动总体，一切无时无刻不在流动和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和发展的特性在《周易》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天地之大德曰生”“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有两义：一是变易或变化；二是常道，即天道。变易是事物普遍存在的基本方式，但变化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包含着创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赋予生命更加深刻的内涵，才能使德业不断充实和完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所以要有变化，是因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种变化生生之道是中华文化的固有精神，正是它支撑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与时俱进。
新时代的中外人文交流既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应该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近年来，我国对外人文交流既充分发掘本国珍贵的历史资源，又从他国不同文明中接受启发；既对自身传统文化加以继承和保护，又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避免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遗失，又运用现代高科技创新手段激发其活力，不断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作者：邢丽菊，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孙鹤云，系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