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分别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教授
尚勇,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传统。盘古开天、女娲炼石、愚公移山、大禹治水,这些言说先民心志的神话传说,都包含着对“勇”的崇仰和赞颂。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英勇面对无数困难和挑战的不屈奋斗史。在栉风沐雨一路向前的历史征程中,“勇者不惧”深深地刻写在中华民族的宝贵性格之中,成为无比珍贵的民族精神基因。
“勇者不惧”之“勇”,是大勇,而非小勇。小勇者,不能忍小辱小过,睚眦之仇必报,这是匹夫之勇,是小勇。大勇者何?循大义、迎难上,义无反顾、无所畏惧,是为大勇。大勇之“大”,在与“义”融。鲁莽强悍、好勇斗狠,并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指人们在危难面前坚守道义、坚定前行的无畏气概。当弟子司马牛问君子为什么能不忧不惧时,孔子从守义的角度掷地有声地回答:“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勇者的无畏气概,产生于道义的感召。如果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哪怕有千军万马的阻拦,我们也要无所畏惧、勇往直前(“虽千万人,吾往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人蔺相如携璧出使强秦,为国家大义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秦廷之上理直气壮地斥责秦王上下;而面对廉颇的鲁莽冒犯之举,蔺相如又能为国家利益计而甘受个人委屈。蔺相如的故事生动演绎着“勇者不惧”“义以为上”的品格。司马迁对此热情赞叹道:“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礼记》讲:“有义之谓勇敢。”我们之所以推崇勇者,就是因为勇者能够无惧地坚守并光大道义。
勇者在道义的感召下能够不惧艰险,甚至不惧牺牲,但勇者并非一无所惧。中国古人向来批评那种什么都不惧怕、什么都不忌惮、什么都不敬畏的蛮勇。孔子曾经在门人面前称赞颜回的聪明睿智,一向以勇猛自诩的子路不服气地问老师,如果您行军打仗,将会和谁一起呢?孔子回答道:徒手与虎搏斗、赤脚横涉河滩,如此死掉也毫不后悔的莽夫,我是不会和他一起共事的;我要一起共事的一定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人。亦有史载,孔子常常批评子路“能勇而不能怯”。可以说,中华文化推崇的“勇者不惧”,实是“无惧”与“有惧”的统一。从大义、大局的角度出发,要藐视一切困难、无惧任何挑战;从具体行事的角度出发,则要心怀敬畏、怵惕之心,朝乾夕惕、如履薄冰。此外,在道义感召下不惧外在艰险,但却时常忧惧道之不行、义之不彰,这也是勇者内心兼具的“无惧”与“有惧”。《中庸》开篇强调道义不可须臾而离时,就指出:“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真正的勇者,有锐气,也有静气。孟子与弟子公孙丑讨论“勇”德时曾提到“不动心”的概念。所谓“不动心”,就是指在突如其来的危险面前能镇定自若、岿然不动,“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境界。同时,这种不动如山的强大定力、静气,又“至大至刚”“折而不挠”,有着压倒和战胜一切的韧性与力量。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时,万山丛棘中的“蛇虺魍魉、蛊毒瘴疠”磨砺出他“不动于心”的定力与大气。这种静气和锐气,在王阳明带兵平定宁王朱宸濠发动的叛乱时得到了生动体现。据王门弟子钱德洪所撰《征宸濠反间遗事》载,军旅中的王阳明不顾战事繁忙,坚持与门人讲学问道。一次探马来报前方战事失利,弟子皆惊惧失色,阳明接待完报信者,徐徐就座,神色自若地重拾中断的话头继续讲解。很快又有探马来报前方叛军大溃,弟子皆喜形于色,阳明接待完报信者,仍徐徐就座,神色自若地继续讲学。有人请教得胜之术,阳明说:“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沉着的静气,进取的锐气,一同滋养着勇者的不惧品格。
如何培养这种临危不惧的沉着静气与进取锐气呢?中国古人提出了克己与成己的辩证工夫。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时,曾在陈、蔡之间被军队围困而一度绝粮。情势危机之下从人忧慌失据,但孔子却始终沉着冷静,“歌两柱之间”“修乐不休”。危机解除后,子贡表示要铭记这场不幸遭遇,孔子直接反驳道:“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叁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孔子为何珍视这场坎坷遭遇?他把艰难困苦当作了成就英勇人格的重要外在条件。当然,困境本身不能成就勇士,真正成就勇士的,是人们面对困境时的修为和态度。《周易》谓:“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面对外在的艰难险境,我们要反求诸己,在克除内心恐惧、忧愁、烦扰的同时,积极自我砥砺、超越突破,并在道义感召下奋发有为。孔子在陈、蔡之间弦歌不辍、修礼作乐而不休,体现的就是其于困境之中坚持克己成己、进德修业的勇猛精进品格。
中国古人常以玉相比相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的特点与“勇者不惧”的品格高度相似。同时,从石到玉的切、磋、琢、磨过程也与人在困境中锤炼无畏勇气的历程相类似。“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风雨征程中,没有被任何外在困难吓倒,而是凭着自己在其间砥砺出的“勇者不惧”品格,开辟出文明的新天地,书写出发展进步的新篇章。面对当前之新冠肺炎疫情,中华民族强劲地展现着,也进一步锤炼着这一宝贵的精神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