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对于制度史的记载和研究，历来是中国史学的重要领域，其着作之繁富、见解之精当，举世罕有其匹。中国的制度史记载在周代就奠定了深厚基础，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又有了显着提升，至唐代以杜佑《通典》着成而达到高峰，以后又产生多部名着，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继承前人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推进新时代制度史研究，有利于深化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
制度史研究有利于中华文明长期连续发展
我国制度史研究发达，实际上是由中华文明长期连续发展的壮阔历史所推动形成的，其研究成果反过来又成为推动中华文明连续发展、巩固国家统一的重要保障。
殷商灭亡后，殷遗民箕子向周武王提出了“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的施政建议，其中就包括在制度层面对殷商灭亡的反思和对今后社会应重视制度规范的忠告。西周初年实行的分封制、内外服制、宗法制、等级爵位制等，是以周公为首的周初决策集团为适应统治广大地域的现实需要而创设的，对于推动中华文明发展、促进全国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尚书》《左传》《国语》《管子》等，都有大量对于国家制度和政治家、思想家重视制度运行言论的记载。着名的“叁礼”（《周礼》《仪礼》《礼记》）所载，包括周代官制、政制、礼仪制度以及对礼仪文化的阐释，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
中华文明长期连续发展形成了我国先民发达的历史意识，到了西汉国势强盛的时代，更激发了史家撰着通史的热情。司马迁着《史记》，以“通古今之变”为着述宗旨，与“本纪”“列传”相配合，特意创立了“八书”以记载典章制度的由来和发展，影响极为深远。东汉班固撰成《汉书》，将这一优良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西晋史家司马彪撰着《续汉书》，在其所撰“八志”中，《郡国》《百官》《舆服》等篇均为首创。其后范晔撰成《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而缺志，成为极大遗憾，后人遂将司马彪的“八志”合并于其中，乃成完帙。
中唐时杜佑撰成《通典》200卷，将制度史研究推向了高峰。《通典》是通史性质的巨制，贯通上下，记载古代以来各种重要制度。这一杰作的产生是中华文明高度发达的集中表现，意义极为深远。《通典》的撰着，就是要证明制度的恰当建立和适时调整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通典》的成功大大扩大了制度史研究的影响，南宋郑樵所撰《通志》，宋元之际马端临所撰《文献通考》，都是继起的名着，与《通典》合称“叁通”。再加上宋元以后多部会要、会典体例的着作，还有《续叁通》《清叁通》，制度史研究达到兴盛，成为传统史学中仅次于纪传体、编年体的又一重要体例。这些着作为后世学者探究制度利弊对国家盛衰的影响提供了极大便利。
清朝嘉道年间至20世纪初年，是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期，亟须变革政治，实现救亡图强。因此，制度史研究领域面临新课题，也出现了许多新思考。其突出表现是：其一，着名思想家魏源通过深刻总结历史上制度的变迁呼吁革故取新，并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他大力收集有关外国历史、政治、制度的材料，编撰成《海国图志》。其二，至戊戌维新前夕，黄遵宪着成《日本国志》，向国内介绍日本“改从西法”所颁行的各项制度，成为国人了解世界潮流的一个窗口。其叁，刘锦藻于1904年着成《清续文献通考》（初为300卷，后来增订为400卷），内容接续乾隆年间官修《清文献通考》，并增加外交、邮传、实业等门类，纂辑了丰富的新材料，及时反映晚清政治、经济、外交领域的新变化，同时包含大量揭露列强对我侵略、掠夺、欺凌的议论，充满爱国之情。此书是传统制度史研究的压轴之作。
制度史研究因坚持唯物史观而创辟新境界
现代史家既秉承前人的丰厚遗产，又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治学，因而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尤须注意到，由于史家自觉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制度史研究达到新的境界。
以范文澜所着《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为例，该书将唯物史观与探索中国制度史相结合，提出许多新的论断。比如，称汉武帝在创立制度上充分表现出他的雄才大略，所规定的诸王分土不治民、朝廷确立铸钱权、盐铁官营、赋税制度、尊儒立官学等项，都影响了此后封建时代各王朝，后代“只能修改补充，而不能废除另创”。隋朝虽然只历经38年，但其新创制度基本上为自唐至清历代所沿袭。这是因为，隋的制度标志着自东晋迄南北朝近300年分立局面重新走向统一，因而无论官制、礼制、选举制度等项，都突出地反映了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长期南北界限的泯灭。像这样别开生面的论述，确实能使读者深受启发。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家正是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开创了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
唯物史观坚持以普遍联系、唯物辩证的态度分析一切问题，以此指导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探索，因而能不断有新的发现。正是因为坚持唯物史观进行实证研究，制度史研究才能达到对历史的整体性和更深层次的认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对制度史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坚持唯物史观，充分借鉴前人在制度史研究方面的成功经验，深刻认识制度史研究的时代价值，既善于继承，又勇于创新，让制度史研究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