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朝明，系孔子研究院院长、教授
20世纪80年代，在讨论“面向21世纪”的国际会议上，有西方学者提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致力于社会和谐、天下大同。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减少纷争、消弭战乱，需要借鉴中国儒学智慧。
“和而不同”与相互尊重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句话是讲君子的境界。君子能够与他人和谐相处，却不会简单苟同附和；小人则相反，往往苟同附和，却未必能与人和谐相处。也就是说，君子不会相互勾结、党同伐异，不会不辨是非、丧失原则。
中国文化重“和”，以和为贵，但不是无原则片面追求“和”，而是不违背礼法，不为和而和。“和而不同”重点在“和”，同时强调承认差异，强调对差异的理解与尊重。“和而不同”不等于“不同而和”，朱熹解释说：“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理解和尊重具体体现为“和”，但理解和尊重不是曲意逢迎。
和而不同，以礼节和，关键在于“礼”。孔子说：“礼也者，理也。”人们循理而动，才能和谐。显而易见，和平与和谐需奠基于人类理性与道德的团结。然而，由于对彼此缺乏了解等原因，不同国家与区域之间还充斥着猜疑甚至敌意，有的则不顾及诸如平等、相互尊重等原则，以自身的傲慢与偏见看待他国、敌视其他民族。和平必须奠基于人类理性与道德之上，当今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经济下滑，尤其需要国家间的互助与协作，各国政府和民族之间应求同存异，彼此尊重不同的想法。
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关键是要遵道而行、循礼而动。世界上最根本的理，在于“爱”“敬”二字。儒家重视孝悌，正是视爱与敬为“政之本”。孔子主张“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汉代亦有“人道之极，莫过爱敬”的说法。西方有博爱精神、神圣观念，与中国儒学的仁爱精神、敬畏观念殊途同归，世界各国与各民族只有互相理解，求大同、存小异，真正发扬“爱与敬”的文化精神，才能为世界和平奠基。
“推己及人”与互相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在于以人为本，思考人性和人的价值。人是社会的人，就应该思考“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孔子教人修文德，立忠信，注重克己推己的修己功夫，这也是儒家思想学说的精髓与根本。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称这个“一”贯之道无非就是“忠恕”而已。忠，克己修己；恕，推己及人。
在早期中国，“一”意味着整体思维。人们认为世界原初状态是“太一”，现实世界由“太一”化生而来。孔子说“夫礼，必本于太一”，又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处理现实世界的各种关系，必须有“一”的思维。现实世界有数不尽的两两相对的关系，要有“一体”思维、“整体”的观念，处理人际关系则要遵从“忠恕”之道，有修己而推己的换位思考。中国圣王之道无非“忠恕”而已，“忠”是人们修养的基础，“恕”是为人处世的境界。修己使个人庄敬，修己以安他人，修己以安顿百姓，这是极高的境界。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安百姓，和天下，这是和谐世界的需要。“忠恕违道不远”，人若做到“忠恕”，距离“道”就很近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看似简单的道理，似乎人人可为，却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人们好像不难孝亲，却未必能将这种“亲亲”之心推衍放大。人能“亲亲”，才有可能“不独亲其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才能够“泛爱众”，让世界充满爱！儒家特别看重“忠恕”的修养方式，以之为“絜矩之道”，称之为“君子之道”，就是希望在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时推己及人、换位思考。
英国作家贡布里希说，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世界知名学者孔汉思说，全球伦理最基本的两个伦理框架，一个是人道，即孔子说的仁；第二个是孔子在人文规则历史中设立的第一个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世人如能正身修己，尊重包容，以忠恕之道勉力而行，并将这种修养方式由人与人，推至国与国，扩于民族、宗教、文明之间，世界大同理想就不难实现。
“天下为公”与共同发展
孔子“述而不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继承他以前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提出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他希望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希望人们推衍亲情，放大善性，各尽所能，相互关心。他站在人类发展的中心点，思考人心与道心、人情与人义、天理和人欲的关系，希望人们都按照“社会人”要求修养自身。这是2500年前孔子儒家所发出的强音。
天下为公，意味着和谐相处，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所谓“背私为公”，“公”指的是公共意识、公共道德。儒家讲求“角色伦理”，要求人们各正其名，安其分，尽其力。唐代有人云“心苟至公，人将大同”，明末思想家有言“天下非一姓之私”，提出了“公天下”主张，还把它凝聚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个人道德要求。“天下为公”是中国社会公德的最高原则，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核心。
中国先民认知世界，乃以天地为师，着眼古往今来，关注四方上下。在中华文化早期典籍中，“天下”“万方”“四海”这样的概念层出不穷，这源于中华文明的天下观、世界观、整体观，在与世界的互动中，人们理解到“天道成而必变”“道弥益而身弥损”，从而强调人际之间、邦国之间的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合作共赢。
孔子提出的方法是简单的，但其中蕴含着比人们第一眼所看到的更多的智慧，孔子思想包含了“天地之美”“万物之理”。早在1843年，美国的艾默生得到中国的四书译本后细心研读，从而对孔子产生了仰慕之情，他认为，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具有入世精神，又能自拔于流俗。他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也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则认为，这个“无序混乱的世界”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点”，做这件事情的主角应该是中国。他强调，人们一定要珍视这个传统，这些价值观不只中国人民需要，全世界也需要。
中华文化追求“王道行天下”，王道政治是儒家的理想政治。孔子谈“王天下之言”，孟子言“王”“霸”之别。霸道，依靠兵甲之力，使人被动屈从。王道，以德行仁，使人心悦诚服。思维标识价值取向，决定行动走向，中华传统将荣誉与责任看得更高，兼顾多方利益。“天下为公”就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致力倡导和追求的“王道”，是中华文化最“珍贵的遗产”。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深层思想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