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伯慧，系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重大项目“汉语方言学大型辞书编纂的理论研究与数字化研究”负责人、暨南大学教授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突飞猛进，方言调查研究最直接、最突出的成果，就是方言词典的编纂出版。这一时期，各种类型的方言词典层出不穷，其中多数是中小型的单一方言词典，也有过几套大型的多卷本方言大词典，如李荣教授主编的40多卷分地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及综合版6卷本《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许宝华教授和日本学者宫田一郎主编的5卷本《汉语方言大词典》，陈章太和李行健教授主编的5卷本《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李荣、张振兴教授等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和曹志耘教授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等。这些汉语方言建设工程的成功范例，丰富了我国语言学的宝库，提高了汉语方言学科在语言学科中的地位。
我跟语言学特别是方言学结缘六十余载，多次参加大型辞书的编撰。几十年来，目睹汉语方言辞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特别是前面提到的几部大型汉语方言辞书的完成，真是欣喜莫名。近几年，自己又以暮年之躯挑起了主持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重大项目“汉语方言学大型辞书编纂的理论研究与数字化研究”的重任，而编纂一部几百万字的《汉语方言学大词典》，则是这一重大项目最关键的任务。几年来，编纂大型方言辞书遇到的种种问题，让人不得不认真思考，认真面对。所幸的是：压力往往与动力同时存在。在负重前行的路程中，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曙光蓦然出现。如今几百万字的《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终于出版面世，令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回顾编纂《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的历程，我深深体会到，编好大型方言辞书，得在以下几方面认真发力，下足功夫：
要组建一支热爱方言事业，有相当业务素养，乐于共同奋斗的编纂团队。这是大型方言辞书编纂能否顺利启动的关键所在。当年42卷《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编纂，找了一批分布在各地，熟悉并调查研究过当地方言的语言学专业人士，让他们各人负责编纂自己熟悉、甚至自己使用中的方言词典。二十多年后，我们要组建《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的编纂团队，不宜完全照搬当年的团队组建模式。我们要编的是百科性质的大型方言辞书，是“方言学词典”而非“方言词典”，因为加了一个“学”字，内容的含量和覆盖面就大不一样了。这部方言学大词典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开创性的方言学大词典，内容涵盖全国各地、包括海外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也涵盖汉语方言学科的方方面面，需广泛组织全国方言学界力量，形成一支强大的编纂队伍齐心协力完成。我们确立了团队组建的原则：一是老中青相结合，把有条件参与的方言学界力量尽量请进来；二是分层组织，逐级管理，务使各阶段任务都能落到实处，分层组织中的顶层成员是编纂委员会，根据内容需要，编委要涵盖各方面内容所需人才，并且分别负责第二个层次——编写组的组建和领导工作；第叁个层次由各编写组根据实际需要物色合适人选。最终我们的编纂团队是一支来自全国各地、老中青结合，约200人的队伍。
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最可贵的“粮草”，就是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的资助立项。可以想象的是：如此巨大的一项辞书建设工程，如果没有足够资金的支撑，即使有再强的编纂团队，也是难以施其技、毕其功的。所幸的是，2013年我们编纂《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申请获批成为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资助的重大项目。与此同时，出版社高度重视我们这项编撰工程，也向国家出版基金申请并被列为国家重点出版物加以资助。这样一来，我们这部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的编纂就成了“双国家项目”，编纂经费问题不必发愁了。
精准科学的编写方案和周详具体的编写条例，是大型方言辞书编纂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大词典的编写方案，包括编纂宗旨、目的要求、成果形式、内容框架、包含内容、设置条目等。我们编纂的是百科性质的方言学大词典，编写方案比一般方言词典复杂得多。例如：各大方言区及其下位的方言片、方言小片以至重要的地点方言都要设置条目，汉语方言发展的历史、各阶段的研究情况、研究成果和主要着作、主要方言学者都是这本大型辞书的重要内容；关乎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方法以及方言学的基本知识和常用名词术语；方言研究与相关学科，如方言学与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学科都有关系，也应设置相关条目；方言学的重要组织机构、学术活动、学术刊物等，也都应在这本大辞典中出现。一部内涵如此丰富广泛的方言百科辞书，不同条目的分量自然也应有大小之别，我们将其分为大、中、小条，并详细规定了其内容、比例。编写条例作为本词典的编写规范，也是编委会给全体编写人员的编写指引。编写条例要明确具体，才便于编写人员遵照应用。例如本词典中要设置许多方言着作的条目，着作条该写入哪些内容？必不可少的是什么？又比如人物的条目，什么样的人才可列入条目？人物条目中应包括哪些必不可少的内容？编写条例要为各种不同类型的条目内容、次序作明确指引。辞书的一个特点就是讲究语言、行文的规范化。作为一部汉语方言学方面的专业性大辞典，各项规范的运用，包括语言、行文规范的运用，以至标点符号的运用、数目字的运用、年月日的运用等等，理应都在编写条例中有所交代。为了让编写人员更好掌握，在编写条例中，还应附上一些范例，如着作条目的样板、人物条目的样板等。尽管有了编写条例，在具体的编写实践中，仍难免会出现一些突破条例的情况，或是发现一些条例考虑欠周，有待修订完善的问题。因此，及时对编写条例和编写方案进行修改也是必要的。为此，编委会每隔一两个月开一次交流会，跟进各组工作，汇总编写中的问题，及时加以解决，以保证编写工作顺利进行。
认真细致的审稿是大型方言辞书保证质量的关键。最终支撑一部大词典质量高度的，是认真细致、反复加工、一再修订的审稿工作。许多大型的辞书，正是由于花大力气做好审稿工作，才达到“拿得出手”的水平。一部大型方言学辞书，审稿的时间往往要占整个编纂时间的一半以上。就以我们这部465万字的《汉语方言学大词典》来说，编写初稿的人员众多，尽管有统一的编写条例为指引，写出来的初稿仍难免良莠不齐。因此，我们一而再、再而叁地反复组织审稿。审稿成员是涵盖方言学界方方面面的权威学者，相当一部分是进入耄耋之年的方言学领军人物，如张振兴、鲍厚星、刘村汉、刘纶鑫、周长楫教授等，由这些方言学长辈坐镇把关，配以年富力强的方言学界精英，初稿中遇到的问题再复杂，也有条件攻关克难，迎刃而解。我们这部大辞典编纂历时四年，花在审稿上的功夫足有叁年，其认真细致、精益求精的精神可想而知。一部如此庞大的方言学大词典能在短短几年内顺利编好，“拿得出手”，正是几位权威老专家带领老中青相结合的强有力审稿队伍以只争朝夕的态度苦战、巧战的结果。
盛世修典，意义非凡。集合一批学者编纂大型辞书是相关学科都应有的壮举，是文化建设中该抓的大事，也是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语言是重要的资源，国家对语言工作高度重视并提供政策保障，语言工作者正宜趁此大好形势，多组建一些重大学术工程，编纂出版相关大型语文辞书。就这个意义来说，我的有关编纂方言大型辞书的点滴体会，也就不无抛砖引玉之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