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赖国栋，系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编者按
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新方法，心态史将人们的价值观念、精神活动等纳入研究范围，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角，有助于全面深刻地揭示人类历史的整体风貌。心态史研究不仅包括历史上人们对当时社会现实直接的认知和情感反应，而且包括心态对社会历史事件以及社会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本期刊发的叁篇文章，分别阐述心态史的发展及其时代意蕴、近代早期法国社会中的疑商心态以及1918大流感对民众社会心态的影响，反映了近期心态史研究的新动态。
心态史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法国，经过年鉴学派第叁代学者的努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得到弘扬。心态史探讨的主要是普罗大众的日常行为和心理活动，例如人们对待日常生活的情感和态度等。与关注宫廷社会、精英人物的传统文化史不同，心态史侧重集体的态度，认可大众文化及其能动作用，体现了总体史理念和人类心灵实践之间的张力。
一
一般认为，心态史的奠基者是法国年鉴学派史家吕西安·费弗尔，他较早使用“心态”一词来讨论知识和科学的演进，为心态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一书中，费弗尔阐述了心态工具及其作用。他指出，每一种文明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心态工具，而且“这些心态工具会产生变革、反转和重大变形，也会得到改进，变得更丰富，诱发新的复杂情形”。他认为，不同文明在思维方式上各有差异；心态依赖于某个特定时代的物质基础和概念范畴；心态工具并非呈线性发展。在费弗尔看来，拉伯雷及其同时代人表面上与我们相似，实则在心态上迥异于我们，因为16世纪的人没法完全摆脱当时的思想框架。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费弗尔还将心态史与情感史关联起来，探索人类对其所处环境的情感反应。费弗尔注重从个体推及总体，认为心态史是一部人类应对变化的经验史。
心态史的另一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与费弗尔一样，也利用心态概念，对抗实证主义史学注重政治的做法。但是，布洛赫侧重于借鉴社会学资源，从总体的角度讨论一个时期的民众心态。布洛赫通过研究1340年以后英法两国国王治愈瘰疬病的神力，分析民众对国王神力的信仰及其成因。他试图利用比较的方法揭示大众对神圣国王、神迹和礼仪的基本心态，表明集体想象的力量。在《封建社会》一书中，布洛赫讨论了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和心态”，以及当时的家庭纽带和亲属关系。布洛赫提到，流行病、饥荒和对超自然的敏感导致了封建时代的狂躁症。黑死病导致很多精通拉丁语的教师死亡，与此同时，印刷术的普及推动了俗语方言（如英语、德语）的广泛使用，许多人得以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从而为民族主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实际上，瘟疫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中世纪的精神和文化，为许多重要的政治变革和民族认同奠定了基础。布洛赫将落脚点放在民族的早期发展上，认为共同情感或心态而非一些德国同行所认为的种族或语言界定了民族。
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罗贝尔·芒德鲁、米歇尔·伏维尔、让·德吕莫等法国历史学家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描述人们对儿童、家庭、恐惧、节日、死亡的态度，拓展了心态史研究的范围。“心态史”一词便由研究16世纪的专家芒德鲁提出。芒德鲁认为，心态史将遗嘱、教区登记簿、法庭审讯录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扩大了史料的范围。一般而言，社会和经济发展较快，集体心态的变化较慢。因此，芒德鲁在《近代法国导论》一书中主张将心态放到长时段中加以考察，他也并不否定地理、气候、饮食和社会关系对心态的影响。在《意识形态和心态》一书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米歇尔·伏维尔则认为，心态不是僵化的意识形态，它拥有比意识形态更广泛的含义；心态包括“真实表达集体品格的经久回忆、珍贵的生活认同、严格又深刻的结构”。天主教史专家德吕莫的专长在于对恐惧的研究。在谈及14至18世纪欧洲的“恐惧氛围”时，他认为这种氛围是饥荒、瘟疫、战争和宗教动荡的产物。德吕莫试图消解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立，认为诸如恐惧这类心态普遍存在于近代西方社会各个阶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心态史研究更注重利用图像资料和计量方法。
对集体心态的兴趣，还扩散到了法国之外的国家。各国研究者在研究主题、文献运用与写作风格上有所不同。例如，意大利微观史家卡洛·金兹伯格提到，他对心态的兴趣受到了马克·布洛赫的启发。不过，金兹伯格对法庭审判中法官和当事方表现的情感、非理性，尤其是“某种特定世界观中的惰性、模糊和无意识因素”更感兴趣。美国的文艺复兴研究专家格林布拉特选择不关注底层民众的“认同形成”，而是关注某些重要人物和场景的文本，因为它们更有利地表现了“人类日常面对的物质需要和社会压力”。
近十多年来，“人类世”“后人文主义”等概念的流行，有利于心态史的重构。“人类世”将人类置于自然和历史之中，而“后人文主义”讨论人与非人，包括动物、物质、环境的关系，突出了非人类的能动性。人类不仅塑造自然环境、动物、食物、物品，同时也被它们塑造。这时，讨论心态便不限于对心理和社会层面的探索，还要理解思想、行为的自然印记，其中，人与地球、高山、河流、动物、植物的关系就是当前心态史的热门议题。例如，英国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的杂志《后中世纪》在2011年“动物转向”专号中提及，“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分过于刻板”，强调动物也拥有心智。这种新的心态史融合了地质、生物、文化维度，将人类看作是生物形态中的一个特殊种类，有助于心态概念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
叁
心态史的兴起和拓展，既是传统史学延续的结果，又是现实促动的产物。事实上，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心态史继承了19世纪的研究路数。19世纪后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尤其是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败，促使许多历史学家探讨普鲁士胜利的原因。19世纪的历史学明显烙上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印迹。当时的历史作品没有出现“心态”一词，但是体现了群体心理学的视角，从而有利于心态史的兴起和流行。
现实促动包括学术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学术上，法国人类学家吕西安·列维—布留尔较早带着西方优越论的笔调，区分出“原始心态”和“科学心态”，认为前者是神秘的、前逻辑的，而后者则遵循逻辑法则。费弗尔、布洛赫借鉴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关注在宗教、权力笼罩下被忽视的欧洲社会群体。一战、二战是心态史研究者的思考框架。他们亲历了理性遭到重创的场景，从而选择将欧洲中世纪或近代早期普通民众的心态当作研究对象，为现实找到一种参照。例如，费弗尔通过研究宗教改革来寻找一个不可分割的欧洲，驳斥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提出的口号——“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上帝”。布洛赫对集体心态的研究，既追溯了法兰西民族的起源，又回应了20世纪早期法国的移民潮。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见证了人口多元化、家庭变革和女性运动，为心态史的拓展提供了背景。这一时期的技术发展，也推动史学家从计量的角度分析心态。1968年之后，这些历史学家专注研究欧洲中世纪或近代早期某个地区的心态，目的在于找到历史的延续。近十几年来，随着对动物权利、科技发展、自然环境认知的加深，欧洲中世纪以来那种以人的价值、需求和观念为至高目标的人文主义逐渐让位于后人文主义，这种后人文主义有助于反观人类的行为和心态。
一些学者批评心态史，怀疑某个社会中个体心态的统一性或相似性。心态史研究者认为相似性是解释项，可以用来解释其他现象，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相似性应该是待解释项。例如，英国科学史家杰弗里·劳埃德就呼吁运用比较方法，关注思想或信仰中的差异，而非相似性。还有一些人认为，心态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作为年鉴学派的内部人士，安德烈·比尔吉埃承认，心态在解释金融动荡、政治变化乃至科技革新时扮演着中心作用，但是“它不那么准确，也不那么包容，因此，应该多考虑普遍心态在关联社会世界、促进变化时的复杂性”。其实，心态史家选择研究“以独特历史形式出现的普遍问题”，是考虑了个体心理与集体心态之间的辩证张力。他们选择讨论儿童、家庭、虔诚、恐惧等议题，是权衡学术史、现实情境和个人研究兴趣之后的结果。
总而言之，心态史探讨大众的思想、情感和态度及其变化。集体心态是个体言行的框架和理由，又是个体行动的产物。换句话说，研究某个社会的心态发展史，有助于了解一个时代的统一性，以及个体在该时代中扮演的能动作用。心态史家抱着总体史的雄心，结合社会科学的方法追寻历史的潜在模式，讨论人类及其实践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深化了传统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路数，丰富了历史研究的主题。了解与研究心态史中的这些主题，有利于我们解释历史上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及其内在复杂性，同时有利于预见人类行动的可能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