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通过政治文化视角，观察国家治理效果，《史记》保留了许多行政史的记录。《史记》所考察和记述的内容，包括“兴师”“讨伐”“强乘弱”“威而服”的战争场景，也包括“会盟”等外交形式。《史记》又有《六国年表》，同样载录战国时期七雄兼并，“征伐会盟”，即战争史和外交史两方面的内容。在“海内争于战攻”之战场角逐的另一面，更有国际外交方面的智慧展示。
《史记》中“会”的史迹
我们看到，在“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五霸更盛衰”（《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东周前期，已经多有“会”“盟”“会盟”的史事记录。如《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桓公）十年，楚庄王服郑，北败晋兵于河上。”随即有“会盟”行为，“当是之时，楚霸，为会盟合诸侯”。“会盟”，经常是成就霸业的标志。随后，秦桓公二十四年（前580），“晋厉公初立，与秦桓公夹河而盟。归而秦倍盟，与翟合谋击晋”。秦桓公与晋人“夹河而盟”之后，随即撕毁盟约，“倍盟”，即背弃外交约定，会同“翟”人合力“击晋”，致使晋军反击。“二十六年，晋率诸侯伐秦，秦军败走，追至泾而还。”所谓“晋率诸侯伐秦”，也应当是经过了“盟”的程序。
在战争激烈的年代，“会盟”的记录也最为频繁。春秋时期，据说“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而到了战国时期，却成为中原会盟的积极参与者。《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308年，秦武王表示了“欲容车通叁川，窥周室，死不恨矣”的愿望。事又见《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及《战国策·秦策二》。秦武王于是与甘茂有息壤之盟，促成甘茂艰苦攻伐，占领宜阳。这是秦史中仅见的君臣之盟的史例。
自秦武王时代至战国时期结束，“以至于秦，卒并诸夏”（《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记载各国间以“会”为基本形式的外交活动多达19次。这是“会盟”活动最密集的历史时期。19例中，有18例都是秦与其他国家“会盟”。秦国在外交行动中的活跃，体现出与征战同样的积极性。
《史记》中记述的“好会”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战国时期的“会”中，有特别称为“好会”者。这应当是体现双方友好，会见主题、会谈环境、会话言辞都比较亲切和缓的“会”。
《史记》中几次说到“好会”。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景公）四十八年，与鲁定公好会夹谷。”对于这次“好会”，由于与孔子事迹直接相关，《史记·孔子世家》也有记录。太史公写道：“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叁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
这是一次着名的外交会见。由于孔子有突出的表现，被看作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外交之“会”。“会”的正式进程中，出现了争执。孔子以看来颇为偏执矫情的言辞宣传“君子之道”，强调这一原则在礼仪形式方面的约束作用。他在“会遇之礼”“献酬之礼”之外，就“乐”“戏”表演的风格和形式提出了强烈的抵制意见，改变了“会”的气氛环境，致使齐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齐景公自以为“有过”，甚至退还了侵占鲁国的领土以“谢过”。
从“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谢酬之礼”等仪程，以及“奏四方之乐”“奏宫中之乐”等安排看，“好会”通常应当营造亲和的气氛。“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大约在孔子建议“请具左右司马”之前，准备以更随意的方式赴会。由于孔子对“君子之道”的坚持，竟然令“好会”的发起者齐景公“惧”“恐”不安。“好会”的效应看来并没有实现。史家记述此事，肯定了孔子坚守自己的文化原则。但是我们对于“好会”本来的情境，只能通过片断的记录进行推想。
渑池“好会”：一件外交史标本
《史记》中记录的另一次着名的“好会”，是秦王与赵王间的渑池之会。以此为背景，发生了蔺相如维护国家声誉的故事。
在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发生之后，“秦伐赵，拔石城。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随后，秦王主动提出与赵王“好会”。《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赵王心怀畏惧，不愿赴会。而朝中文武重臣廉颇、蔺相如商议道：“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于是启程，蔺相如随行。廉颇送至边境，与赵王诀别。廉颇说：“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叁十日。叁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商定接应回程的时间，并提出万一“不还”则立太子为王的预案，得到赵王的赞同。
“遂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缻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蔺相如随即要求赵国御史将其作为史实予以记录：“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
蔺相如的机智和强硬，还表现在后来的辩争中。“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一直到会面结束，“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同时，廉颇的高戒备防卫，也起到保障君臣和国家安全的作用。“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会见的约定，“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而渑池之会的细节告诉我们，“好会”的通常程式有“会饮”“饮酒酣”等情节。而“鼓瑟”“击缻”的音乐演奏，可能也是惯常节目。渑池“好会”或许可以看作一件外交史的标本。大概所谓“怒”，所谓“欲刃”，所谓“张目叱之”等情感动作表现，只是“好会”进行的异常情态。所有的外交之“会”，可能双方都一心追求“加胜于”对方。面对秦国的军事强势，蔺相如智勇兼备，捍卫了国家尊严，也维护了国家利益。
大致可以说，“好会”语词很可能是《史记》的创制，也为太史公习用。所谓“好会”，透露出太史公的和平意识。作为对战国时期复杂的军事外交形势非常熟悉的史学家，“好会”一语的使用，也体现出他对成熟的外交理念、深度的外交智慧和灵活的外交技巧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