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承办第叁届“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
2020年10月17日-18日，第叁届“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在北京朗丽兹西山酒店举行。
“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经济研究》杂志社于2018年10月共同发起，每年举办一届，今年的论坛由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承办。来自不同学术机构的八十余名学者参与了此次论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经济研究》杂志编辑部副主任谢谦在开幕式上致辞。
论坛在主会场和四个平行会场举行，分为17个专题分论坛。
【主会场】
主会场有四位学者分别发表了学术演讲。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张曙光教授德高望重，他的分享主题为《使用权中心的公司制度和公司理论一一大午集团改制案例新解》。他以大午集团特殊的公司治理制度为例，提炼出了一套以使用权为中心的产权理论。
厦门大学王亚南研究院龙小宁教授的演讲题目为《高质量发展中知识产权行业的挑战与机遇》。他综述了自己对于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司创新的多篇研究成果，并指出统一、透明、可预期的制度间接保护有利于促进公司创新，而对不同公司区别对待、为创新提供货币激励的政策，效果存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聂辉华教授发表题为《朝向一个最优政企关系理论》的演讲。他指出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对于政企关系的理论存在缺位，然后他以“是否合法”和“是否干预公司微观经营”为标准，定义了政企关系的四种情形，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徐现祥教授作了对于《人事调整与商事制度改革》的报告。他指出，省级部门发文部署了商事制度改革后，不同地市对部署的响应速度和力度存在较大差异。他从人事安排的角度出发，发现各地市工商局对省级商事制度改革文件的响应速度与其领导班子中新上任成员比例呈倒鲍型相关。
演讲环节结束后，参会学者与演讲嘉宾之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平行会场一】
在第一平行会场，以“产权改革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分论坛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何文剑老师主持。中央财经大学博士林高怡、徐长拓作了题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中国公司升级》的报告，他们以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衡量公司升级，探讨国有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司升级的影响，并检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公司升级的纵向整合和横向整合机制。
山东大学博士孙锦萍报告的题目是《所有制性质与公司创新同群效应：来自我国创新“南北分化”的证据》，基于近期我国创新发展中出现的“南北分化”现象，以2007-2017年我国础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公司创新行为的区域同群效应及其所有制异质性。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何文剑老师报告了《产权改革是农民增收的“良药”？》，他构建了“产权保护—要素配置—农户收入”的理论框架，研究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收入的持续性影响。机制检验证实，集体林权改革实现劳动力要素在林业部门与非农部门间的互补，同时提高了农户的信贷可得性与林地经营规模，最终实现了农户家庭营林收入与非农收入共同增长的“双赢”局面。
中国人民大学聂辉华教授、北大国发院李力行教授等为本场报告作点评。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制度与增长”专题分论坛由西南财经大学许坤老师主持。山东大学博士李业梅报告的题目是《粮食流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中介变量，探究粮食流通体制变革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显着正向影响了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与粮食流通体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具有显着的部分中介效应。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张凯霞报告的题目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生产率效应》，从微观公司的视角，通过搁顿方法对区域自治制度的生产率效应进行估计，实证发现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安排下，自治区的公司生产率得以显着提升。
西南财经大学许坤老师报告了《经济增长的中国经验:开发性金融与金融分权》，构建了包含开发性金融在内的经济增长模型，并进一步从金融分权的视角分析了我国金融市场化对开发性金融增长效应的作用机制。实证发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最优的开发性金融规模，政府向市场的金融分权有助于提升开发性金融增长效应，但存在门槛值。
山东大学黄少安教授等作点评。
“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场中，四位学者分别汇报了各自的研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安静研究了外资准入放松对创新的影响，发现外资行业管制的放松促进了公司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和专利质量的提升。
上海交通大学的王昊月研究了中国绿色基金重仓和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之间的关联，发现在绿色基金重仓之前的两年，公司的环境绩效会显着提升；在绿色基金重仓后则没有显着提升。
山东大学的陈言建立了一个包含社会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发现社会资本的增加能促进经济增长。
邵阳学院的杨琴建立了基于讨价还价的博弈模型，对资源特色和乡村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进行了讨论。
“文化与疫情研究”专场中，山东大学的韦倩讨论了文化对新冠疫情严重程度的影响，发现集体主义文化较强的国家疫情严重程度较低。
山东大学的曹婷婷讨论了疫情下中国防控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病毒传播和经济复苏的影响。
陕西师范大学的姚宇通过一个正式惩罚与非正式制度结合的公共品实验，讨论了行业协会如何有效维护行业声誉。
【平行会场二】
10月17日下午在第二分会场进行了两场专题分论坛。
“制度与经济增长”专场由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姜照华教授主持。来自西南政法大学的肖忠意教授首先以《中国城市创新环境与微观公司高质量创新能力——兼论税收激励机制的经验研究》为题进行报告。他通过构建城市创新环境综合评级指标，发现城市创新环境的改善有助于释放税收激励对公司创新能力的释放作用。
来自吉林大学的冯永琦教授报告的题目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他指出金融结构能够影响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制度质量下呈现出异质性。
姜照华教授报告的题目为《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跨国比较研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不同国家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进一步分析不同国家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变动的原因。
“有为政府对创新的作用”专题分论坛由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李芳慧博士主持。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的李欣泽研究员首先以《开发区升级是否促进了公司创新水平？》为题进行报告，指出省级开发区的升级政策能够通过“集聚效应”、“政策效应”和“创业效应”的渠道提升开发区所在城市的创新水平。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李亚飞博士报告的题目是《Public Innovation Awards in R&D Subsidies and Firm Performance》。他认为在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的现状下，政府创新补贴提升了A股上市公司创新能力，并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给予验证。
山东大学李芳慧博士报告的题目是《补贴创新、经济增长与转型——一个异质性个体模型》。她通过构建一个存在创新的异质性个体模型，分析创新补贴率对于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速度的影响。
10月18日上午在第二平行会场进行了两场的专题分论坛。
第一场由来自山东财经大学的李泽鑫博士主持，主题为“制度环境与实体经济”。来自西南政法大学的肖忠意教授首先以《政府如何让民营公司家“心无旁骛”？》为题进行报告，指出政府信息公开程度的提高能够增加公司家用于生产性活动的时间，这一效应主要来源于信息公开对于政府行为的约束以及由此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
来自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周洲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法治环境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他指出法制环境对中国居民消费的正向影响以直接促进效应为主，还可以通过影响科技创新和社会信任间接促进消费增长，其中，科技创新是法制环境间接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途径。
李泽鑫博士报告的题目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间产物内向化》。他通过理论与实证层面的分析，发现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了我国公司中间产物内向化发展，这一效应主要由公司成本提高引起的成本变动、国外供给收缩引致的进口产物质量降低和供应链风险增大导致的贸易预期效应导致。
“金融学”专场由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闫伟宸教授主持。来自天津工业大学的张婧旭博士首先以《去杠杆政策、融资约束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为题进行报告，指出由于优序融资偏好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强制去杠杆政策将会显着地增加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
武汉大学的陈世来博士报告的题目是《滨笔翱、公司投资与资金配置效率》。他指出公司的滨笔翱行为能够使得投资水平显着提高，但投资效率却显着降低，且主要体现为过度投资，公司的金融化程度也显着提高。
闫伟宸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数字金融的公司治理作用——基于盈余管理视角的考察》。他指出数字金融的发展降低了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从而改善了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数字金融主要是通过放松公司的融资约束，增加公司透明度实现前述的效应。
【第叁平行会场】
第叁平行会场10月17日下午举行了两场专题分论坛。
“宏观经济研究”专场中，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白道霖介绍了他与黄乃静、史震涛合作的《中国通货膨胀实时预测》一文，该文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将中国金融机构的研报中对颁笔滨的预测筛选出来，构建了更实时（相对于有时滞的国家统计局的颁笔滨）、更准确（相对于单家金融机构的颁笔滨预测）的指标。
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莫毅超介绍了他与刘定合作的《量价货币政策冲击识别、传导渠道及突发事件应对》一文，他们的研究发现从量货币政策调控更精准，从价货币政策调控更迅速，并深入探究其机制，得出了需要保留两种类型的货币政策以应对常规波动与突发事件。
来自清华大学的李俊杰介绍了他与张红合作的《宏观审慎、影子银行与货币政策传导》，该文从理论的角度发现，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在影子银行存在下有效，考虑“商业银行信贷量/骋顿笔”因素的政策更为有效；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的调控响应滞后于商业银行（利率锚定所致），影子银行独立性放大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也增大经济系统的顺周期波动。
“行政组织与公共管理”专场中，西安交通大学的鞠逸飞介绍了他与董新宇合作的《政务公开对基层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路径研究》，他们发现政务公开信息的完整性是人民调解效果的充分条件；政府信息公开存在“少而便捷”模式与“多且及时模式”；如果把“制度”理解为长期概念，那么政务公开就是方便监督政府行为和向社会公开信息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可以防止公务人员的“短视行为”，另一方面使公众掌握更多信息资源，扩大公众在公共服务交易的制度博弈中的优势。
来自锡拉丘兹大学的肖诗阳介绍了他与朱旭峰合作的《科层治理手段在上下级政府间的传递》，他们发现，中央政策与省级贯彻文件在科层治理手段的选择上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政策“限权控制”或“赋权控制”程度越高，对应的省级贯彻文件的“限权控制”或“赋权控制”程度随之增高。
来自北京大学的周欣雨介绍了她与张建君、周梓洵合作的《何以为治：——官员个人特征、晋升激励与地方协调发展》，他们发现年长的官员、教育水平高的官员、有上级部门任职经历的官员、任职部门数更多的官员，能更好地平衡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将地方官员的影响拓展到地区平衡发展，对干部选拔与发展方向之间的匹配带来启发。
10月18日上午在第叁平行会场举办了两场分论坛。
“经济史”专题分论坛中，来自湖南工商大学的谢冬水介绍了他与黄少安合作的《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土地产权变迁》，该文梳理了英国从敞田制到圈地运动后土地完全私有制与中国从联产承包制到近年的叁权分置的地权制度演进史，并比较了两国的异同。
来自清华大学的王明介绍了他与段巍合作的《自然资源开发与地方治理机制变迁——基于清代中前期“改土归流”的研究》，该文发现铜料需求对“改土归流”有显着的推动作用，而改土归流”又进一步加速了铜矿开发；存在铜矿的府地方治理机制变迁更彻底，土司势力下降的幅度更大。
“金融学”专题分论坛中，天津工业大学的白晓旭介绍了她与秦海林合作的《去杠杆政策、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该文发现去杠杆政策显着降低公司绩效，这与融资结构变化所导致的代理成本的增加密切相关；相对于国有公司，去杠杆政策对于非国有公司绩效的抑制作用更为显着；相对于绝对控股型和股权分散型和较低的公司，去杠杆政策对于相对控股型的公司绩效的抑制作用更为显着。
来自厦门大学的杨小康介绍了他与于李胜、王艳艳、何如桢合作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年报问询函与民营公司债务融资》，该文发现交易所事后监管能够改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增强公司债务融资能力。回函质量较高的公司和被问询投资相关问题的公司，债务融资成本显着降低，融资规模显着增加。
山东财经大学的董骥介绍了他与杨晓彤合作的《交叉持股伙伴选择的风险规避效应研究》，他们发现不论作为持股方还是被持股方，公司参与交叉持股后其自身股票波动率不仅会受到交叉持股投资规模的影响，还会受到合作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交叉持股投资规模对合作公司双方联合波动率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合作双方能够通过交叉持股促进整体风险降低。
【平行会场四】
在第四平行会场举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专题分论坛中，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魏福成作了《征税能力、人力资本与发展型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报告，他建立理论模型说明了征税能力的双刃剑功能，分析了征税能力如何影响有关经济增长的决策。
西南财经大学的张琳在《产业升级、地方政府竞争与最优金融分权》一文中，说明了我国金融分权的实际演变过程、地区金融分权的差异和金融分权对”融资难、融资贵“的关系。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的韦倩在《英雄及其演化》研究中，从英雄基因演化出发，指出利他主义会铸就英雄。
“制度、文化和法经济学”专场中，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的李增刚的报告题为《为什么说贝卡里亚是法经济学的先驱？》，围绕贝卡里亚的刑法着作作出讨论。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的马福国在《生产网络中的价格市场化改革与转型性衰退》中说明了中国改革历程中渐进式的路径选择的合理性。
“收入差距和扶贫“专场中，山东财经大学的陈华通过《高等教育能反哺家庭吗：短期致贫与长期反哺效应》的报告论证了接受高等教育能提高原生家庭的消费，长期来看有反哺效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杨甜茜通过《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分析》，论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了融资约束，拓宽了投资渠道，从而缓解了家庭贫困。
西南大学的李华龙在《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资本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增强了吗？》报告中定义了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并指出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弥合作用。
“政策与公司微观行为”专场，天津工业大学的秦海林作题为《去杠杆政策、代理成本与存货周转》的报告，指出去杠杆通过影响公司治理结构，从而加速上市公司的存货周转。
重庆大学的周洲在《高院院长更替如何影响民营公司研发投入--基于行为信号理论视角的实证检验》一文中通过省级高院院长更替和简历信息，论证高院院长更替会释放当地司法环境变动的信号，从而影响民营公司研发投入。
在丰富充实的报告分享和思想碰撞之后，“第叁届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圆满结束。
【对于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
“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发起，目的是推动制度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探索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进一步提升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话语体系的经济学研究。论坛每年举办一届，首届论坛于2018年在山东大学举行，2019年第二届论坛在中山大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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