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建设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行。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刘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林桂军,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鞠建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等出席研讨会。与会的业界权威专家齐聚一堂,为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献计献策。研讨会由刘元春副校长主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在题为“围绕问题,补上短板是落实内循环、双循环的关键所在”的主旨发言中认为,“内循环、双循环”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更深层次改革开放的必由之路。他强调,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第一动力是创新,应进一步增加科研投入,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率。未来我国需要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率,加大对公司扶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扩大民众消费等综合措施,消除痛点、补齐短板,更好激发内生发展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作了题为“以新发展格局重塑我国经济新优势”的主旨发言。他指出,理解新发展格局,千万不要把它看成短期的、特别是国际情况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来了以后的一个应急之举。它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目标的历史要求,我国需要以新发展格局重塑经济新优势。在他看来,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创新驱动、创新引领,实质在于均衡发展,战略基点在于扩大内需,战略方向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支撑在于以“一带一路”引领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突破在于打造区域性的新增长极和开放新高地,战略目标在于全面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的发言主题为“完善内需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他认为,理解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抓住“循环”这个关键点。他认为,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畅通经济循环,应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体系;应加快完善科技和产业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晓以“‘双循环’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主题发言。他表示,只有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才能更好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效果。面向未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要求由“门槛式”开放转向“规则式”开放,应大力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以规则、体制、制度改革为中心,提升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水平。要着力增强我国在区域经济市场规则的兼容性,更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林桂军在“开放大国视角下的双循环假说”的主题发言中认为,我国对外开放一定要立足全球价值链比较优势。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57个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应该据此制定自己未来的政策,增强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要在开放大国的视角下审视“大循环”“双循环”,同时要建立系统的全球价值链风险防控体系,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化解等。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鞠建东作了题为“亚洲共同体:理论、实践与路径”的发言。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的发言主题为“以国内国际双循环引领新型全球化”,他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因为我们有完备的生产体系,有强大的消费潜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就要通过对外贸易和投资,拓宽全球价值链分工,通过进口和引进外资促进要素流通,加快要素升级。下一步,要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流通体系,把生产和消费更好结合起来,以强大生产能力支撑国内巨大市场需求,以国内市场体量反哺生产转型升级。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在主题发言“促进开放的双循环是实现六稳六保的根本保障”中认为,在新发展格局下,要继续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强政策协调;要进一步通过改革开放释放制度红利,用改革的办法理顺财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快推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要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必须促进“大循环”“双循环”良性互动,弹好经济内外均衡协调发展的“钢琴”。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总结发言中表示,当前对双循环的认识存在泛化和狭隘化等误区,双循环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简单的应急性举措,它是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的、进一步升华的理论。双循环是有机联系、相互促进的整体,当前和未来的核心问题是创新,短期必须要通过机制体制改革突破卡脖子难题,中期要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实现创新驱动战略,使高质量发展有魂魄。新时期,要依靠内部创新力和对外战略的创新布局,以更高水平开放推进双循环战略。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后疫情时代,我国仍需保持一定的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着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构建更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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