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建新，系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金相玉式，艳溢锱毫”的楚辞，衣被后世，影响深远。文士艺术家多“斟酌其英华”，象其从容，或缵述其词而拟骚，或注诠笺释以解“骚经”，或取以为法书绘画创作之素材，纷总总其繁盛，遂使楚辞研究着作与“楚辞体”作品前后相续，而楚辞题材的书画作品如各体法书《离骚》《九歌》《九章》《远游》《渔父》《九辨》《高唐赋》《钓赋》、线描或设色画《离骚图》《九歌图》《湘君湘夫人图》《山鬼图》《卜居图》《屈原渔父图》《屈子行吟图》《屈原餐菊图》《麓山吊屈图》《醴浦遗佩图》《滋兰树蕙图》《兰蕙图》《饮酒读骚图》《端午竞渡图》等亦层出累现，令人目不暇接，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林中蔚为壮观的“楚辞文献丛”。
这其中，因楚辞书画的作者，如欧阳询、李昭道、张敦礼、苏轼、李公麟、米芾、梁楷、赵孟坚、钱选、赵孟頫、张渥、沉周、祝允明、文征明、仇英、王宠、董其昌、陈洪绶、萧云从等，多为艺林宗师，其作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既有被皇家视为御览之宝者，亦多达官显贵宝之以传子孙的秘藏珍玩，更是商贾鬻卖获利的重要对象，有着极其广泛的社会需求，故在其流传过程中，有工巧者或临摹虚造，或补题换款，或截割补缀，使得历代楚辞书画作品传本甚众。如传为李公麟的《九歌图》就有中国国家博物馆“七月望日”本、北京故宫博物院“李伯时为苏子由作”本、辽宁省博物馆王橚题跋本、黑龙江省博物馆贾似道藏本、中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吴柄篆书本、台北“故宫博物院”米芾篆书本、萧良辅藏本、《凤墅帖》本、吴澄题跋本、曹纬书辞本、朱希忠藏本等十余种传本，题署苏轼的行书《九歌帖》有台北“故宫博物院”乾隆御笔题签册页本、檇李项氏藏本、项元汴跋文本等不同传本，米芾楷书《九歌帖》亦有《快雪堂法帖》周季木藏初拓本、涿拓本、建拓本、内府本、梁同书临写本等多种传本，其中良莠相杂，鱼目混珠，有的还给藏家、学者、民众带来认知错误，造成经济、知识等方面的不良影响。
面对此种状况，宋、元以来的学者们即尝试从不同角度、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对楚辞书画真伪问题进行考订；千载而下，产生并形成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望气”（据作品“气韵”即精神特征来判定）、“辨款印”（据作者款识印章兼及收藏印章，经查对真迹来判断）、“考着录”（据收藏印章与题记来核对）、“结构分析”（以风格为核心和首要依据，并把印章题跋、收藏着录、材质装裱等因素纳入艺术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去认识）等（薛永年《书画鉴定与书画作伪》）。这些方法对于正确认知楚辞书画的具体内涵、恢复其历史本原面貌而言，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故多为学界所取用。
除了这些方法之外，从文献学角度切入，借助传世《楚辞》写本与刻本，运用“异文比勘”之法，进行文辞考校，明源流，别异同，辨衍脱，亦不失为考订楚辞书画作品真伪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这是因为，楚辞法书乃是基于书家审美观而秩序井然地对《楚辞》文字的艺术化呈现，楚辞题材绘画中亦书写有不少其所依傍之文字；这些文字具有时代性特征，必定是艺术家所处之时代能够见及的《楚辞》文字，且在书写时当需遵循特定的政治要求与文化规定，并符合书家的书写惯例；倘若与此有悖，除考虑特殊个案外，书画作品本身的真实性问题也就需要慎重考量了。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欧阳询楷书《离骚帖》明拓本，经《历代碑帖法书选》编辑组印行后，化身万千，广为流传，然实为伪作；对此，可借助唐宋《楚辞》写本与刻本，通过文辞比勘而见出。
首先，以唐代《楚辞》传本比勘欧阳询《离骚帖》，得见二者文字多有出入。倘若将欧阳询《离骚帖》定为真迹，则帖中文字当与唐人所见之《离骚》差别不大，事实却并非如此。唐时《离骚》，主要有两类传本：一为单行者，如王逸《楚辞章句》、郭璞《楚辞注》、刘杳《离骚草木疏》，以及徐邈、宋处士诸葛氏、孟奥、释智骞等的《楚辞音》之类；一为《文选》所载者，如古写本《文选集注》，五臣、李善《文选注》，及其他杂注中所载录者。这两类传本中的《离骚》文辞与欧阳询《离骚帖》皆有出入：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智骞写本《楚辞音》中所释“要”“遗”“效”“处”“语”“折”“草”“宅”诸字，《离骚帖》中皆无着落；日本金泽文库藏古写本《文选集注》之《离骚》文字与《离骚帖》相较有十九处异文；李善《文选注》尤袤刻本、五臣《文选注》建阳陈八郎刊本之《离骚》文辞与《离骚帖》相较皆有二十余处文字差异，且多非“夫”“之”“乎”类虚词；再则，古写本《文选集注》中“歔欷余郁邑兮”至“吾令鸩为媒兮”部分，李善《文选》尤袤刻本中“歔欷余郁邑兮”至“吾令鸩为媒兮”部分、“时亦犹其未央”之“央”字及以下至“驾八龙之婉婉兮”句之“驾”字处，欧阳询《离骚帖》皆全脱；同时，古写本《文选集注》、李善《文选注》尤袤刻本、五臣《文选注》建阳陈八郎刊本之《离骚》中皆无被洪兴祖认为是“后人所增”的“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句，欧阳询《离骚帖》中却有此二句。由此可见，今传欧阳询《离骚帖》与唐时《离骚》传本文辞颇多差异，又有衍脱之处，二者所据底本有异，当是重要原因。
其次，以唐代《楚辞》传本比勘被学界定为真迹的欧阳询《九歌帖》，得见二者文字无甚差异，可从侧面证明《离骚帖》乃伪作。倘将日本西东书房《欧阳率更九歌残石》与尤袤刻李善《文选注》相比勘，即可发现，《东皇太一》《云中君》《山鬼》二者文字全同，《湘君》《湘夫人》仅二处微异；与陈八郎本五臣《文选注》相校，亦可发现，《东皇太一》《云中君》《山鬼》篇二者文字全同，《湘君》《湘夫人》篇仅叁处微异。由此看来，确乎出于欧阳询的《九歌帖》，在文辞上与李善、五臣《文选注》中《九歌》差别甚微。倘若定《离骚帖》亦为率更真迹的话，那么，同为一人所书，所据底本及其文辞却出现如此大的差异，这不由得让人产生怀疑：欧阳询《离骚帖》当是后人所伪托，非为率更手笔。
再则，以宋代《楚辞》刻本比勘欧阳询《九歌帖》，得见二者文字基本相同。将此题名欧阳询的《离骚帖》与宋端平本《楚辞集注》相较的话，可以发现：端平本中有“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改路”句，欧帖亦有之；二者文字差异仅两处：一省文、一增语气词之异，当为《离骚帖》书写者之笔误，无碍大局。可以认为：二者所据为同一底本。朱子着书时，刘安、班固、贾逵诸人注《离骚》之书，皆不复存；隋、唐间训解者五六家及僧道骞所为楚声之读，“亦漫不复存”，“独东京王逸《章句》与近世洪兴祖《补注》并行于世”，于是其于“疾病呻吟之暇，聊据旧编，粗加檗括，定为《集注》八卷”（朱熹《楚辞集注目录序》）。显然，《楚辞集注》当是据王逸、洪兴祖之书来厘定《离骚》文本，不可能据其所见欧阳询《离骚帖》来取舍文辞；而欧帖无疑当为后出者。
通过将欧阳询《离骚帖》与唐宋写本、刻本所载《离骚》文辞相比勘，即可见出：当下广为流传的欧阳询楷书《离骚帖》，实为南宋或以后人据端平本《楚辞集注》文字而伪造，断非欧阳率更真迹。
这样看来，在进行楚辞书画鉴定时，亦可从文献学角度着眼，将书画作品视为版本之一种，以其上所书写之文字为线索，将之置于版本产生、发展、流传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对不同传本的文字比勘、同异考校，来明其源流，别其真赝。与前贤的其他方法相较，此种方法将关注重心转向于作品的文字构成，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实证性与合理性，当能对书画鉴定方法有所裨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