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一般项目“《中国丛报》典籍译介和中国文化‘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负责人、长沙学院教授
19世纪初，为了向欧美更加全面介绍中国的情况，满足它们认识和了解中国的需要，当时在华西人创办了一系列面向欧美读者的英文期刊，通过在华传教士、商人、外交官等向欧美发回中国的现场报道。裨治文（E. C. Bridgman）创办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2—1851）和丹尼斯（N. B. Dennys）创办的《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1872—1901）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前者被誉为“有关中国的宝库”，后者被人称为“西方世界第一份真正的汉学期刊”，两者在近代中国英文报刊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成为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纽带和平台。
中国典籍译介是《中国丛报》和《中国评论》的重要内容。裨治文、郭实腊（K. F. A. Gutzlaff）、卫三畏（S. W. Williams）等来华传教士在《中国丛报》上译介了近60部中国典籍。翟理斯（H. A. Giles）、庄延龄（E. H. Paker）、湛约翰（J. Chalmers）、阿连壁（C. F. R. Allen）等汉学家在《中国评论》上译介了60余部中国典籍。
作为由来华西人创办的英文期刊，《中国丛报》和《中国评论》的典籍译介意义重大，其中有些中国典籍译介在英语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为当时西方世界全方位了解中国国情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正是通过这些中国典籍译介文章，西方学者在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中学西传”影响之下，对中国典籍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前赴后继加入中国典籍译介队伍。尤其是1800年之后来华传教士，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美国和英国，如裨治文不仅是第一个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更是美国中国观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位关键人物。1847年，裨治文北上参加《圣经》汉译后，《中国丛报》实际工作先由裨雅格（E. J. Bridgman）负责；1848年卫三畏返华后接替裨雅格。这些美国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19世纪，美国和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汉学研究重镇，因此，这些英美传教士汉学家打造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较之于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完成的儒学西传拉丁文翻译，对欧美文化产生的影响更大，有力推动了“中学西传”和中西文化交流过程。
不过，《中国丛报》和《中国评论》上的典籍译介中存在较为频繁的误读和操控现象。误读主要是由于译者中文水平有限或译介时匆忙所致。《中国丛报》和《中国评论》的典籍译者尽管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但他们的中国语言文化水平相对来说比较有限，加上译介中国典籍只是他们工作之外的个人兴趣和爱好，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有些译者译介典籍时可能没有仔细研读原文，因而频繁出现误读。例如，《中国丛报》译介《红楼梦》时，将宝玉误读为女性，将贾雨村误读为贾府的家长贾政，且大量误读《红楼梦》中的故事情节；译介《三国演义》时，不但将《三国演义》误读为《三国志》，而且译述《三国演义》故事情节时也出现了不少误读，如将王允使用美人计铲除董卓译述成曹操使用美人计。《中国评论》译介《三国演义》时，将貂蝉“年方二八”误译为“Though she had attained her 28th year”；译介《智囊补》时，将“使马圉”（派遣养马的人）误读为人名“Shih Ma-yü”；译介韩愈传记时，将“人无信而不立”误读为“无信仰之人是无用之人”。操控则是由于译者受“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影响或为了达到某种译介目的所致。《中国丛报》和《中国评论》的典籍译者大部分是英美来华传教士，身处当时“西强中弱”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他们大部分怀有比较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此外，为了争取他们国内政府和民众对自己传教事业的支持，为自己在中国传教的合理性提供支撑，他们有意贬损中国文化、塑造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形象。例如，郭实腊在《中国丛报》上译介“四书五经”时，肆意贬低儒家文化，逐一批判“四书五经”中的9部典籍，并不遗余力地批判和贬低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裨治文译介系列蒙学典籍时，认为《三字经》严重缺乏道德观念和宗教原则，《百家姓》里面的中国姓名书写方式不如西方，《千字文》不能达到育人之目的且令人生厌。典籍译介中的误读和操控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中国文化，塑造了负面的中国形象，导致欧美读者对中国的误解曲解甚至歪曲。
借古鉴今，我们可以吸取《中国丛报》和《中国评论》典籍译介成功的经验，同时，要避免不足之处。具体来说，中国文化要通过翻译桥梁成功“走出去”，一是应该挑选高水平、负责任、有影响的译介主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要根据时代语境的变迁，挑选译介主体时应该遵守“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原则。鼓励和培养称职的中国译者勇挑重担，掌握对外译介中的文化主导权，在此基础上争取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汉学家的鼎力相助，这方面“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树立了一个良好榜样。二是应该“择当译之本”，译介内容既要能够满足译介受众需要，更要代表中国文化的精华，这样才能塑造正面的中国形象，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真正价值。叁是要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异化策略为主，最大限度保留中国文化异质色彩，促进中西文化平等交流，达到中西文明互鉴之目的。四是应该充分利用各种媒介，构建一条立体化的译介宣传途径，助推译作广泛传播，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