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占斌、杜庆昊，均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专题研究：“需求侧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需求侧管理”被首次提及。供给和需求是构成市场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没有高质量的产物和服务供给，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得不到满足。没有需求侧的消费需求牵引，供给也无法实现。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把“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是大势所趋。近年来，我们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动摇，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大幅提升。但受疫情冲击和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国内市场需求被压抑。在全球经济迟迟无法复苏、外部市场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内需市场，成为当前和今后必须坚持的战略基点，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要求。
“需求侧管理”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抉择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加快构建完整内需体系、建强国内消费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基点。当前，我国消费率偏低，消费呈现疲软态势。2019年最终消费占骋顿笔的比重为55.4%，虽比几年前有所提高，但仍大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80%的水平，也显着低于我国改革开放后、2000年以前的平均63%的水平。2020年以来，受疫情冲击，居民消费更加疲软，前叁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仅增长0.6%，而人均消费实际下降了6.6%。实施需求侧管理，有助于提振消费，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发展大国经济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大国经济的最大优势是内需拉动、内部可循环。中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蕴含巨大增长空间。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这次疫情是一次实战状态下的压力测试，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强大的动员组织和产业转换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物质保障，既显示出多年来培育内需市场的成效，也显示出畅通内循环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全面构建比较稳固的现代农业、发达的制造业尤其是高级装备制造业以及门类齐全的现代服务业，实现产业门类的完备和产业结构的高端化。这些都离不开内需的支撑，离不开消费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
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需要。供给和需求总是处在动态变化之中，一个能够自发和及时实现供求平衡的市场，是健康和高效率的市场。近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成效，有效激发和激活了市场需求，也催生和创造了新的市场需求，真正形成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良好局面。但由于国内循环体系尚存在很多短板，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环节堵点尚未完全打通，在需求牵引供给、实现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方面还有很多不足。注重需求侧管理，就是要在需求牵引供给方面做出更积极的努力。
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和国内外风险挑战的需要。总的来看，疫情对供给的冲击小于对需求的冲击。因为疫情，很多公司停工停产，居民就业和收入受到较大影响。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又加重了居民谨慎消费的心理。央行数据显示，2020年前叁季度，我国住户存款增加9.95万亿元，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3.9%、实际增长0.6%的情况下，住户存款增加值反而较2019年同期增长了16.7%，显示出居民对经济发展信心不足。此外，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疫情导致的逆全球化等衍生风险日趋显现。在此情况下提出需求侧管理，是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沉着应变、因时而变、主动求变的战略选择。
“需求侧管理”应牢牢把握的原则和方向
把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是我国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长期增长动力。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会发生变化。在高速增长阶段，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总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侧，宏观调控侧重于解决总量性问题，通过需求牵引供给，增加经济总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周期性、总量性问题虽然也有，但结构性问题更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宏观调控侧重于解决结构性问题和供给侧问题，以切实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运行面临的情况比较复杂，既要坚持解决结构性问题不动摇，又要实现经济维持在一定增速水平上的高质量发展，把解决总量性问题摆到重要位置，需要我们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不动摇的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有效结合起来。
把需求侧管理与长期性制度安排有机结合。我国对总需求的管理历经扩大内需、稳定总需求、需求侧管理等阶段。在扩大内需、稳定总需求的时期，多是通过调整短期需求管理工具，达到扩充总需求的目的。与以往不同，当前提出的需求侧管理，是聚焦制约总需求增长的中长期、系统性问题，致力于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强调扩大居民消费，提高居民消费在国内需求中的比重；注重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坚持扩大开放，提高双循环的畅通性，等等。为此，必须及时启动中长期、涉及制度变迁的需求侧管理工作，以缓解需求与供给之间的长短错配问题，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把需求侧管理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机结合。需求侧管理的本质是合理扩大需求，促进消费，寻找内生动力。从短期看，促进消费最根本的举措在于促进就业；从长期看，促进消费最根本的举措在于提高居民收入以及缩小收入差距。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4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不足30%；月均收入不足1000元的约有6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40%。总的来看，中低收入群体还比较庞大，对消费增长具有制约作用。此外，疫情给一些生活性服务业带来较大冲击，这些行业从业人员就业和收入受到较大影响，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因此，实施需求侧管理必须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推进共同富裕结合起来。
把需求侧管理与新发展理念有机结合。需求侧管理不是简单的扩大需求，而是要在激活潜在需求、释放新需求的同时，注重需求质量的提高，通过高质量需求牵引高质量供给，核心是坚持新发展理念。一方面，引导社会消费聚焦高科技产物、新型服务业，以此带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攻关，带动前沿技术、颠覆式技术的发展应用，带动高端制造、新型服务业等新产物、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另一方面，坚持绿色消费，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通过制度性安排，引导消费向低碳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需求侧管理”的主要领域和举措
合理引导消费、储蓄和投资，形成有效制度安排，形成强大国内市场。2020年下半年以来，投资增速已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居民储蓄增速很快，但消费增速远低于预期。加强需求侧管理，处理好消费、储蓄与投资的关系，有效释放潜在消费需求，对于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至关重要。一方面，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引导居民适当扩大消费，降低储蓄率，确保储蓄率维持在合理区间；另一方面，根据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内在趋势，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实施精准投资、有效投资。
积极促进就业和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消费能力。需求侧管理的目的是扩大消费，根本途径是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关键举措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是以更大力度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深入挖掘各类市场主体的用工需求，加快释放就业岗位；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支持力度；鼓励平台经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新型就业形态；强化民生兜底保障，将困难群众按规定纳入政策保障和就业援助范围。二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消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和就业中的身份、性别歧视；建立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工资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占比；建立符合教育、医疗等各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激发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力；加大对低收入和贫困人口转移支付力度。叁是解决好大城市住房问题。坚持房住不炒，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保持投资适度合理增长，发挥投资对优化结构的关键作用。加强需求侧管理的手段之一就是优化投资结构，拓展投资空间。政府支出是撬动社会投资的重要支点。一方面要发挥中央预算投资、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在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领域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扩大内需增长空间，激活民间投资；另一方面，有效推动社会投资，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加快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补足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释放乡村消费潜力；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加快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降低社会流通总成本。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消费提质升级。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供需精准对接，有利于为经济转型升级开辟新路径，也有利于开拓新的消费空间。一是大力发展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社区团购、无接触式消费等新消费形态，打造新业态和新的消费热点；二是着力发展智能制造、智能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叁是加快5骋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既有利于稳增长、稳投资，也有利于消费升级。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与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如果没有统一的市场，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很难为内循环形成支撑，也很难把内循环和外循环连接起来。为此，一方面要坚决破除制约一体化发展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建立统一规范的制度体系，形成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开放市场；另一方面，要继续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投资规则对接，积极稳妥扩大外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