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李彬彬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神圣家族〉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5CKS001），最终成果为《思想的清算与转变———〈 神圣家族〉的文本学研究》。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神圣家族》是表征马克思思想转变最为重要的文本之一。 但是长期以来，它并没有被归入“经典”之列，也没有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迄今为止，这一文本的研究中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乃至盲点。甚至直至最近一两年才开始出现针对这一文本的专题研究著作。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神圣家族》通常被归类为马克思的“不成熟”著作，研究者不愿花费时间精力研究；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原始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对作为其批判对象的《文学总汇报》的思想内容缺乏了解， 研究者不能进行深入研究。因此， 在新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一文本进行认真的解读和深入的思想阐发，进而重估其思想史意义及当代价值，就成为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然要求。
《神圣家族》是一部论战性著作。准确理解《神圣家族》，必须客观复原那场论战。这要求研究者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和思想史背景有深入的了解，对原始文献———包括《神圣家族》的德语原文和《文学总汇报》上被批判的13 篇论文———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本课题负责人为了完成博士论文曾对普鲁士 19世纪40 年代的社会和思想状况做过细致研究，在德国的留学期间曾购买到第一版、MEW 版和 MEGA 版的《神圣家族》，并搜集到包括《文学总汇报》在内的大量一手文献和研究材料。该成果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深入的文本研究，并翻译了大量的一手文献作为附录收入该成果。该成果细致地比较马克思和恩格斯与鲍威尔及其伙伴相关篇章的立论依据、论证逻辑和基本结论，完整地把握那场论战的本来面目。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该成果将《神圣家族》置于普鲁士19世纪 40年代的思想语境中，深入了解当时历史状况和社会思潮，在阅读、翻译、辨析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复原马克思和恩格斯与鲍威尔及其伙伴的论战。接着，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探讨 《神圣家族》 的论证思路，辨析《神圣家族》重要概念的理论内涵，并基于当代视角阐发《神圣家族》的重要理论。然后，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内澄清《神圣家族》的历史地位。最后，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阐释 《神圣家族》的当代价值。
（1）文献学问题清理。尽管《神圣家族》是一部定稿出版的著作，但是由于其处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快速转变的阶段，该著作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国状况》和《对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间的文献学关系依旧值得重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笔记本”中“共产主义”和“序言” 表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现代的批判”和费尔巴哈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理解，这为他批判鲍威尔及其伙伴的“思辨唯心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英国状况》中对“唯物史观”的初步阐发融入了《神圣家族》之中，并为恩格斯赢得了第一作者的地位。尽管英格·陶伯特认为《提纲》是为《神圣家族》 辩护而做，但是二者之间对费尔巴哈的态度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转变。之所以有这种转变，其背后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在深化。《神圣家族》与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文本之间，固然有“唯物史观”原理层面的完整性和严密性的差距，但是其更深层次的思想差距在于，在哲学层面没有实现“唯物史观”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内在贯通。实现这一贯通的最为重要的思想工作是通过批判费尔巴哈而完成的。在马克思早期的思想进程中，只是随着批判费尔巴哈，马克思才提出了“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同时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走向了“唯物史观”，并完成了对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前提批判。
（2）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布鲁诺·鲍威尔兄弟所代表的两种宏观哲学思路的辨析。《神圣家族》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其理论主题统一于“现实的人道主义”，与鲍威尔及其伙伴的“思辨唯心主义”针锋相对。虽然这是两种明确对立的哲学思路，但是它们都是对自己时代问题的回应。具体说来， 他们的激进主义既是对德国保守的政治局势的反应，也是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回应。《神圣家族》与《文学总汇报》的论战，表面上看是两种哲学的论战，其实是两种理解和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思路之间的论战。只有在这个层次上思考问题，才能看到《神圣家族》的世界历史意义，也才不至于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仅仅看作一种空论。该成果提出，鲍威尔强调普遍的自我意识的重要性，其实是强调精神教养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强调知识分子或者说精神的创造性，突出它们对于未来社会形成的重要性。尤其是，鲍威尔高度重视个体在教养的历程中摆脱特殊性的、排他性的“自我意识”的局限， 走向“普遍的自我意识”之上，这一思想强调的是，只有个体的人的精神达到一定层次，才能成为新的社会共同体的“材料”。否则，在人的精神的发展还未达到普遍性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必然面对激烈的冲突，为了控制这些冲突，只能重新恢复对个体的压制。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有其深刻的人文关怀。但是鲍威尔的失误在于，他把精神、知识分子与普通的群众尖锐地对立起来，对群众持尖锐的批判态度， 不认为群众在社会发展中有丝毫的进步作用。这又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自大。他通过精神的教养推动历史进步的思想表明他依旧处于康德所开辟的传统启蒙语境之中，而马克思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深刻地认识到随着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经济活动不仅决定着社会的状况，而且决定着人的精神状况。人的精神并不是简单的教养和理论批判就能改变的，只有改变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重塑社会关系，人的精神才能达到普遍性的层次。就此而言，马克思所推动的是一种“新启蒙”。
（3）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鲍威尔伙伴的批判。在《神圣家族》的整体结构中，恩格斯贡献的内容不足十分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讨论的问题是次要的。事实上，恩格斯通过分析批判家在解决赤贫化、理解英国的历史、对待瑙威尔克解职事件、分析特莉斯坦和辛利克斯的着作等问题上的错误看法，指出了批判家只是在用黑格尔的范畴制定公式，从来没有摆脱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深入分析恩格斯对鲍威尔及其伙伴的批判，可以看到，恩格斯的相关批判与马克思的相关批判处在同一个思想水平上。
（4）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价值。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时已经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解剖现代市民社会的唯一科学，并在恩格斯的影响下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到达巴黎之后马克思就与蒲鲁东有接触，并高度赞赏蒲鲁东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因此，当埃德加尔·鲍威尔把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歪曲为神学时，马克思花费了大量篇幅分析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价值。当然，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局限性也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必须从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社会中的科学价值这一层次上，才能把握住马克思和埃德加尔围绕蒲鲁东的长篇争论的现实意义。
（5）以“群众”问题为切入点思考马克思和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和法国大革命认识上的分歧。“群众” 是由现代市民社会中的独立个体构成的。人虽一出生就是以个体的形态出现的，但是社会、心理或文化意义上的个体却是世界历史漫长发展的产物，其中积淀了基督教、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的成就。当然，这种利己主义、自我中心的个体尤其是人类历史中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成就，因为在生产力低下的状况下，集体相对于个体具有天然的有限性。在现代社会中，经济生产和经商谋利是群众生存、存在的物质前提，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是其意识的内核。群众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现代社会中的 “通用人格”， 一方面， “群众”的身份为每一个个体提供了 “千人一面” 的安全屏障， 另一方面，“群众”中的个体又极度个性张扬，自由、平等、民主必然是其最重要的追求。德国的“犹太人问题”和法国的大革命都是群众在社会中崛起之后对政治权利提出新诉求而引发的。如何评判这些重大事件，体现了两种哲学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及其中的典型人格的看法。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对群众的排他性（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自我中心等）精神状况提出了严厉的批判，直指现代人的精神病灶，无疑有其深刻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群众视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和历史变革的推动性力量，表面上看起来对群众听之任之、极力讨好，缺少批判性，但是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们认识到如果群众生活于其中的私有制的经济关系不改变，群众的精神不可能突破特殊性的限制而达到普遍性，在他们看来，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 对群众的批判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最终只能是意识范围内的“空转”。 这一章中间还穿插了“群众”的代表（ 《文学总汇报》 的来信读者）对批判的认识，这种认识反映了德国的“民族性”。
（6）马克思和施里加对欧仁·苏的畅销小说《巴黎的秘密》的认识。《巴黎的秘密》 是欧仁·苏借助盖罗尔斯坦公爵鲁道夫的巴黎探险之举对现代资本主义浪漫之都巴黎存在的各种丑恶问题的揭露，施里加把欧仁·苏所描写的这些丑恶现象称为“秘密”。虽然是对一部小说的评论，但是其背后涉及的是如何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以及如何根治这些问题。正是因为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马克思才不惜花费了长长的两章来讨论这部小说及其书评。该成果不赞同以梅林、麦克莱伦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对这两章极度贬低的评价，也不同意国内学者从中探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做法，指出：只有把握住它直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才是真正抓住了这两章的要害。
（7）对 《神圣家族》 中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讨论。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基石，故此该成果专章研讨了鲍威尔和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在全文翻译 《类与群众》（发表于 《文学总汇报》 第8期） 的基础上，该成果提出，鲍威尔不仅批判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而且批判了以之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思想。在鲍威尔的相关批判之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已经与费尔巴哈有了本质差别。马克思在总结唯物主义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方向：“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提示我们，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传统思辨哲学和人道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新哲学创造，切忌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低于这种哲学传统的思想。
（8）在思想史的视野中探讨《神圣家族》。该成果系统总结了《神圣家族》对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以及初步建构的唯物主义学说，指出该著作揭露了思辨结构的秘密，批判的总秘密就是重弹思辨的老调，思辨哲学把历史和真理理解为一个特殊人格、在存在和思维四件和理论之间建立起思辨的神秘的同一、 把现实斗争变成观念斗争等观点的荒谬。它所建构起的新思想包括，在“现实的人道主义”的统领之下，把现实的个体的人理解为出发点，提出以群众为历史发展主体的群众史观、把物质生产理解为历史发源地、 通过群众的共产主义运动实现社会变革等思想。该成果提出，在马克思早期思想演变的历程中存在一个思辨唯心主义批判和唯物史观构建同步推进的过程，其中 《神圣家族》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更进一步发展唯物史观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该成果探讨了该著作尚未完成的工作，试图在与《提纲》和《形态》的比较中探讨该著作的尚未完成的理论建构，指出其最大的缺陷在于没能认识到思辨唯心主义批判与唯物史观是内在贯通的，后者构成了对前者的前提性批判。 该成果把该著作放在当时德国思想大论战的语境中，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鲍威尔以及其他德国学者对该书的态度，尤其是分析了古斯塔夫在 《维干徳季刊》上发表的“可见的教派与不可见的教派之间的论争或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对《神圣家族》的批判，这是马克思最为看重的书评之一。面对古斯塔夫把 《神圣家族》视为费尔巴哈主义产物的指责，马克思更加深刻地反思自己与费尔巴哈的思想关系，这是后来《形态》中“费尔巴哈”章写作的重要动因之一。最后，该成果探讨了《神圣家族》在后来的思想史上受到的对待。
三 成果的价值
成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第一，在文本研究上，该成果试图客观、准确地恢复《神圣家族》的思想原貌。该成果把《神圣家族》重新置入其创作的历史语境中，翻译、辨析 《文学总汇报》的相关篇目，在对照中研究《神圣家族》与《文学总汇报》就相同的社会历史问题所提供的立论视角、论证过程和基本结论，有助于恢复 《神圣家族》 的思想原貌。当然，该成果也认识到，《神圣家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历程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的意义在于过渡性。因此，该成果试图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文本群”中界定的《神圣家族》的位置。相对于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 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于，“异化劳动” 概念退场，让位于“生产劳动“ 的观点，这标定了它在马克思向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发展中的位置。但是，它距离以“现实个人”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的 “唯物史观”尚有距离。这一思想转变的实现得益于对 “实践” 观点的深刻思考。正是在 “实践” 观的基础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自觉地充分地认识到他们自己在 《神圣家族》 中初步表达的观点相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革命性意义，在颠倒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关系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思想理解为相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次思想革命。
第二， 在思想发掘上，该成果试图为理解《神圣家族》提供一种整体性的视角。本课题从整体性的视角深入研究 《神圣家族》 的重要理论，揭示《神圣家族》 是一部统一于“现实的人道主义”的整体性著作，并进一步发掘这部文本的理论空间，彰显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思想变革是一个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共同作用下的整体性的过程。具体说来：在哲学上，马克思清理了唯物主义史， 批判了思辨唯心主义，并提出，取代旧的形而上学的将是“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理解这种新哲学的关键在于，劳动作为人的自我生产的活动的存在论意义。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社会的主张，继续从政治经济学入手解剖市民社会； 主张站在政治经济学之外———人的立场上———批判政治经济学，揭露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的不平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上，马克思辩证地考察了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基于 “群众史观” 初步阐述了唤醒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大意义，提出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
第三，在现实指向上，该成果试图为破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提供理论指南和路径参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神圣家族》 中提出的很多观点在当代中国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如：“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观点对于破解改革发展瓶颈，“思想离开利益会使自己出丑”的观点对于思考社会的核心价值认同都具有指导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