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大学陈爱萍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大基础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1颁窜齿003），最终成果为专着《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问题与批判》。课题组成员有：刘芝平、谢永康、许恒兵、李方方、石弘。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具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在第二国际（1889～1914年）时期较为突出地展现出来，并成为资产阶级学者否定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借口。作为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过直接接触或思想交流的一个特殊群体，第二国际理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理论环境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重大问题的阐释就是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回应。
一
第二国际创立的初期，既是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繁荣和平稳发展时期，也是无产阶级通过和平方式有效争取经济待遇和政治权利的时期。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猛提高和经济的高速发展。较19世纪70年代之前来说，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总产量增长了两倍多，贸易总量翻了一番。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得到迅猛发展，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相继出现。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结构的变化。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资产阶级较大地改善了工人的工资待遇和生活条件，从而使一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工人贵族”。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发展和变化使其固有的矛盾暂时得以缓解。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在工会运动和议会斗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通过工会组织和运动，工人的生存境遇得到了一定改善。在议会斗争方面，欧洲各大国取得了显着成就。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恢复合法地位的基础上，在议会选举中节节获胜，成为帝国中拥有最强大选民的政党。在其他国家，工人运动在议会斗争方面也取得了显着成就；同样，迫于工人运动的强大压力，统治阶级在政治上也相应地做出了一些让步。这样，通过合法手段，工人逐步获得并不断扩大了选举权，甚至不少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进入立法机构，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议席。基于这些“和平”景象，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把这一时期称为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对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来说，通过和平手段取得的成就也令人振奋，恩格斯因此认为“社会主义从一些小的宗派发展成了一个使整个官方世界发抖的强大政党”。
然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却不得不同时面对另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现象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先的设想之间似乎存在巨大差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无产阶级利用这一时机并借助于暴力革命才能取得自己的各项权益。而实际上，无产阶级更多的是通过和平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与资产阶级似乎能在资本主义的“和平景象”中“和谐共生”。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在无产阶级斗争条件发生变化了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能适应革命实践的需要？这些疑问无疑是当时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课题。与现实挑战相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也经受着考验。在唯物史观创立和发展的较长时期内，马克思、恩格斯注重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对政治等上层建筑的地位及作用关注较少。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条件的变化，政治和思想等因素在壮大无产阶级力量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根据社会现实的变化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又一重要课题，这一问题随着新康德主义、经济决定论等各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显得格外迫切。
二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现象和理论挑战，晚年恩格斯首先做了回应。在实践层面，他根据无产阶级斗争条件的变化，将合法斗争的短期策略与暴力革命的基本原则结合起来；在理论层面，他针对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误解，重新阐释和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并突出了观念力量的相对独立性及能动作用。恩格斯的回应使他如麦克莱伦所说的那样“令人敬佩地发挥了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理论导师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为第二国际理论家指明了方向。恩格斯的回应同时是也开放性的，这为第二国际诸理论家留下了诸多解释空间。随着社会现实的进一步变化，第二国际理论家在理论与实践上依然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正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维克多·阿德勒所慨叹的那样：“总的说来，我只看到恩格斯的逝世给我们留下的困难，老人本来也可以做到使我们在进行‘修正’（只要是必须的）时容易一些。如今我们只得自己辛辛苦苦地去做了。”
如何对现实与马克思主义做出正确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革命方式，是第二国际理论家面临的首要问题。第二国际理论家内部在此问题上大致出现了叁种不同的观点。伯恩施坦等人认为当时的社会情况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时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主张在实践上放弃暴力革命的方式走社会改良的道路，在理论上用康德伦理学“补充”马克思主义。卢森堡等人则认为，当时的社会性质与马克思在世时相比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因此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观点，而无须调整。考茨基等人采取了一种折中的立场：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策略上，他们实质上采取了与伯恩施坦等人相同的取向；在理论上则与卢森堡等人一样，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
如何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第二国际理论家面临的第二个重要问题。这是他们从世界观层面进一步论证其政治主张的必然要求。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第二国际理论家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多重路径。其中，有以考茨基、梅林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路径，以伯恩施坦、麦克斯·阿德勒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阐释路径和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阐释路径。此外，在历史唯物主义阐释路径中还暗含了两种特殊的阐释方式，虽然在当时的影响不够大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和卢森堡的历史辩证法两种阐释方式。不同阐释路径之间既相互区别又有一定联系，各条阐释路径内部具体的理解方式也存在分化，这些错综复杂的阐释理路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时期的独特特征。
如何理解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也即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能动性问题，对于第二国际理论家来说，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关系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以及如何获取政权的重大实践问题。他们对于此问题的探讨主要是围绕社会与自然、社会中精神性因素与物质性因素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展开。
第二国际理论家对自然及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侧重点各不相同：由于深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考茨基立足于自然，寻求自然与社会、动物群体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似性或一致性，以使社会趋向于自然；普列汉诺夫强调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这一中介对人类社会的决定性作用，他因此始终坚持“从自然条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这方面去考察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前两种方式，拉法格和梅林把自然纳入社会历史中进行阐释，前者认为自然只有通过生产过程才能在人类社会史中起作用，后者则更进一步，主张与人有关的自然只能是作为生产方式的条件而存在的自然。在这些理解方式中，虽然某些观点与马克思有契合之处，但在本质上最终都落入了费尔巴哈的怀抱。
在人的主体能动性及其与物质性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第二国际诸理论家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论述为依据阐发了自己的看法。梅林以物质生产方式为核心，在强调经济因素对于观念力量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有限地阐释了精神的能动作用，但对于精神因素本身及其能动作用的发挥基本没有涉及。库诺通过阐释社会的精神生活过程与物质生活过程之间的关系，阐发主体对于物质生活的依赖性和相对独立性。总的来看，库诺与梅林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虽然都意识到了精神因素的重要性，但没有从实践层面进行论证和回应。与此二人不同，普列汉诺夫强调了意识的能动性。他把社会心理纳入社会历史的研究领域，提出了以社会心理为中介的“五层次论”，并着重论述了社会心理以及反映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体系。考茨基则更进一步，明确将理论与现实的斗争实践结合起来，阐述了意识对于无产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
如何理解观念因素特别是伦理因素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作用，也是第二国际理论家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随着新康德主义的逐渐兴起，这一问题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成为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新康德主义中的伦理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是某些永恒的伦理原则的实现，其理论基础应该是康德伦理学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在资本主义内部逐渐实现。新康德主义者的观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伯恩施坦等人接受了这些观点并全面批判了第二国际的实践策略和理论基础；梅林、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马克思主义者则严厉地批判了新康德主义者和伯恩施坦等人的主张；而在考茨基和库诺看来，单纯批判不能有力地回击新康德主义者，也不足以澄清人们思想上的迷雾，只有从揭示传统伦理学的理论困境入手，依据散见于马克思、恩格斯着作中的伦理观点构建起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考茨基在《伦理与唯物史观》中，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从揭示传统伦理学的理论困境开始着手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库诺则依据散见于马克思、恩格斯着作中的伦理观点，较为全面和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
叁
第二国际理论家是否正确把握了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这一问题关涉到他们的理论在当时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因为他们能否正确回应现实，能否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正确的精神动力和理论指南，取决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把握。
第二国际内部的拉布里奥拉和卢森堡虽然没有明确否定第二国际其他理论家的观点，但从他们的理论来看，实质上是一种来自第二国际内部的反叛与超越的尝试。拉布里奥拉把马克思哲学解读为实践哲学的基础上，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围绕着“历史”概念来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卢森堡把马克思哲学解释为一种辩证的思想方法。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阐释与创新是她理论中的一个亮点，也是她试图超越同时代理论家的关键之处。列宁明确地批判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试图通过探讨国家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恢复马克思学说的革命本质，以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以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他们认为，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理解，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从而严重“肢解”了作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为了解决新形势下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他们严厉地批判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一致提出必须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以恢复其“革命性质”。
在该成果看来，第二国际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真正解决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出场路径问题，但他们对此问题的艰苦探索和由此取得的经验及教训对于我们解决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问题是有相当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