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王玉彬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秦子学视域下的庄子哲学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4颁窜齿024），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课题组成员有：陈之斌。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冯友兰先生说：“在中国哲学史各时期中，哲学家派别之众，其所讨论问题之多，范围之广，及其研究兴趣之浓厚，气象之蓬勃，皆以子学时代为第一。”其所谓“子学时代”，主要即是指“先秦子学”。
在“百家争鸣”的思想背景之中，“其学无所不窥”“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的庄子自由穿梭于丰厚的传统与沉浊的现实之中，通过对知识、权力、语言的透彻认知，终而生发出一套“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标新立异”之学，体现着先秦哲人对宇宙、世界、人生的深情观照与深彻思考。那么，庄子哲学的独特性与卓异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此即该成果的思考起点与归宿。
通过将庄学置于“先秦子学”的理论背景之下，在与老子、孔子、惠施、孟子、荀子等诸子的“反覆相明”之中，寻绎其思想渊源，辨明其学术特色，阐发其理论影响，便能全面而系统地对庄子与先秦诸子的思想关系进行整体而系统的探讨。这样，不仅能加深对庄学之独特性的认知，也会促进我们对先秦子学之整体面貌的理解，并为目前学界热议的“新子学”建构提供一种视角和思路。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在气象蓬勃的“子学时代”，诸子间的相互对话、交锋、批评和反思，是庄学产生的必要条件。唯有在与诸子思想的“动态”比较研究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庄子之“其用心也，独若之何”的问题。具体内容和观点如下。
（一）从“生成”到“齐通”：庄子对老子之道物关系的理论转换
从老子开始，“道物关系”问题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条“主线”。老子对浑沦玄妙之“道”的理解，主要体现在“道—物”之间的“生成”关系之中：“道”以“无为”的方式而成就“万物”之“自然”。这种“无为—自然”的模式也是“圣人”治理天下的最佳方式。庄子或许看到这种理论模式对“道”与“圣人”的凸显，以及对“万物”与“民”之主体性的消解，从而在淡化甚至解构“道生万物”之宇宙生成论的基础上，通过绾合“道”与“心”，力倡“道通万物”的本真存在论，呈现以“生命”为核心关切、以“道通为一”为存在视界、以“游心”为生活方式的理论追求。可见，虽然庄子对老学不无汲取，亦以“道”“德”为核心概念，但其理论内涵、思想旨趣等都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认为“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有失公允。
（二）从“方内”到“方外”：庄子对孔子之形象建构的内在理路
以《论语》中孔子“化而日进”的生命精神为基准，庄子认为“游方之内”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并非孔子理应知止的圆熟境界；在此之外，尚有“踰矩”以“游方之外”的进境可能。所谓“矩”、“方”，实即以礼乐为核心建制的“人间世”。面对崩坏的礼乐制度，孔子通过对“礼之本”的论述而强调礼乐的情感内质与生命关切，并以在秩序之中安顿生命为至高理想。但在孔子那里，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情感与秩序之间呈现的是难以消解的张力。在此基础上，庄子遂以“自事其心”为原则，以“礼意”为进路，意在超越“方”的拘限（也即“踰矩”）而追求“相造乎道”的本真、自适之境。循乎此，“孔子”也便在庄子笔下“重获新生”了。在这种理解进路中，庄子既不“诋孔”，亦不“尊孔”，而是通过“释孔”的方式回应着孔子生命与思想中存在的难题。可见，庄子之孔子形象建构的目的，并不是抒发对孔子或儒家的诋訾或尊崇之情，而是在致敬孔子的基础上直面、回应并解决孔子生命与思想中存在的难题，终而由之引生出一条焕然一新而大相径庭的游心之道。在此“回应孔子”的理解模式之中，孔子思想也便在真正意义上构成了庄子哲学的理论背景与基础。
（叁）良心与虚心：孟子、庄子“心”论之比较
战国中期最大的哲学创获即在于“心的发现与突破”，这在《孟子》和《庄子》内七篇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孟子、庄子均以“心”为“环中”，构建了各自的哲学体系，并对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深切的反思。孟、庄“心论”的理路是针锋相对的：或求“集义”，或倡“集虚”；或潜于“心性”，或游于“心神”；或主“思诚”，或申“去知”；或“以心统气”，或“以气统心”；或期于“仁政”，或归于“游心”，体现出不同的哲学关怀与生命气质。简而言之，孟子追求的是兼具道德自觉、伦理关怀与政治理想的“良心”；庄子则欲洗濯一切世俗价值，而在“方之外”体认自由与逍遥的“虚心”。可见，孟、庄对心灵的沉思，泾渭分明而交相辉映。如果说孟子如“泰山岩岩”，氤氲出一派俊朗与清明的浩然之气；庄子则体现为“姑射之山”的超旷与渺远。
（四）践形、忘形与全形：孟子、庄子与黄老道家的身体观之比较
孟子道德视域中的“践形”、庄子生命视域中的“忘形”以及黄老道家政治视域中的“全形”可谓先秦“身体观”的叁种基本形态。孟子的“践形”观以“心—形”之间的现实张力为出发点，在心性之学的道德视域中，倡导“尽心以践形”，以心化形，由形显心，追求的是道德化、精神化的形体展现。庄子的“忘形”观亦以“心—形”之间的张力为思考起点，并将生命的本质与价值完全寄归于心灵之中，从而对“形体”采取了遗忘或者悬置的态度，追求“虚心而忘形”，不无“身心二元论”的典型特点。黄老思想中的“全形”观，乃是在宇宙自然论与政治秩序论的构架中展开的，“心—形”与“天—地”、“君—臣”、“君—民”完全同构，呈现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如“地”、“臣”、“民”的不可或缺，在与“心”的互动中，既有“全心以全形”的内在要求，亦有“正形以治心”的理论线索。可以说，“形”背后隐含着的实际是哲人各自的理论关怀与价值关切，通过对叁种“身体观”的分析，我们或许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他们对本真之生命价值的不同理解，以及对理想之生存方式的迥异追求。
（五）心物之辨：惠施与庄子哲学思想之比较
庄子与惠施之学在“道”、“言”、“物”、“用”等维度既有明显的理论差异，亦有清晰的内在联系。（1）惠子试图依靠名辩的力量，在“道”之外证成“天地一体”观念，以为“去尊”、“泛爱”奠定基础；庄子之“道”则欲摆脱宇宙生成论之拘囿，而在本真存在论层面促生“道通为一”的存在视野。（2）惠子将言辩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并有“两可”的相对化思想倾向；出于对整全之“道”的执守，庄子力陈言辩之限度，以“怀之”的态度申述“两行”之说。（3）“道”的缺失不仅让惠子沉迷于言辩，亦由“历物”而“逐物”，使生命沉沦于物境而不得自宁；庄子以“道”观物而有“齐物”之论，以“心”观物而生“乘物”之说，归乎“游心”之境界。（4）在社会政治层面，惠子倡导“有用”而贬斥“无用”，庄子则通过对“无用之用”的阐述以示“有用”之弊，而申“游世”之旨。
（六）天人之辨：荀子与庄子的天人观之比较
荀子对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庄子哲学的理论特色，也呈现了荀子思想的基本旨归。（1）在对“天”的理解上，荀子主张勘破主宰之天的诞妄、走出运命之天的控驭、扭转义理之天的倒悬，仅从物质与自然的角度去审视“天”的内涵，故有“不求知天”的结论；庄子“天”论的理论新意在于，在“物质”“自然”的意涵以及“命运”的指向之外，庄子将“天”与“道”相辅而论，使得“天”具有了某种本源存在论或价值本体论的意味，“照之于天”也便成为理想的存在视野。（2）抛弃了“天”的束缚与压制，荀子“群学”视域中的“人”便可以全心全力地统理天地万物、制作礼义伦制、创造生活价值，“君子”或“圣人”即其理想人格；庄子则认为理想的人应该是“自事其心”者，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者，是漠视“形—群”之实存而专注“心—独”之可能者，“畸人”“真人”即其名号。3.因为缺乏必要的自省意识，荀子哲学必然会走向“蔽于人而不知天”，使其思想“不见本源”；庄子则能够在“自否定”精神的指引下，在“天—人”的深层辩证中走向“天人合一”。
（七）天下、圣王与齐物：庄子的政治观刍议
“天下”可谓诸子所能抵达的至大之思想边际与所愿实现的政治状态，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与理想色彩。与“天下”相对应的，则是“圣人”或“圣王”这种迥异于春秋战国时代之霸王或雄主的理想统治者，在这些远古圣王之中，“尧”得到孔孟儒家的更多青睐。由此，我们便可以很方便地借庄子对“天下”“圣人”观念的梳理，探讨庄子哲学中的政治观念问题。庄子政治视域中的“天下”观念蕴含着叁种理论维度：现实视角下的“沉浊性”之天下、理想视角下的“自发性”之天下以及超越视角下的“无用性”之天下。在孔孟儒家的视域中，“尧”的政治德性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权力运作方式的“德教”。二是作为权力转移方式的“禅让”。庄子敏锐而精准地触探到儒家从尧身上提炼或重构出来的这两个核心特征，并试图对之进行还原或与之对话，《齐物论》的“十日并出”章即其代表。通过呈露“攻伐”与“德教”之间的张力或悖谬，庄子意在揭覆隐藏在圣王之“德教”后面的“以己出经式仪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的权力本质，从而呼吁一种“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的柔性治道。这种权力批判与治道推衍体现在庄子的“齐物”观念之中。通过对“成心”之必然性、多元性与开放义的揭覆，庄子主张摆脱“是非之争”以及“师心自用”的知识、价值或权力专断，以避免“意有所至而爱有所无”的情感落差与“十日并出、万物皆照”的惨淡结局；通过对“道通为一”“相尊”“相蕴”等存在视域的孤明先发，庄子认为政治生活应充分尊重并涵容“多元主体”。由此可见，庄子的“齐物”观念既是“独与”的超越认知，也是“相与”的政治理解。
三 成果的价值
该成果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为如下叁点。
第一，在方法上，通过对庄子与先秦诸子的比较研究，该成果呈现了一条研究“先秦子学”的新路径———“对话”。“争鸣”的传统理解主要是悬停在诸子之“价值观”的对立以及“话语权”的争夺上，基本无涉于理性论辩与思想对话；然而，鉴于先秦诸子的社会背景、理论渊源的类似以及思想氛围的自由，诸子之学实际上是既独立自主又旁通曲达的。以先秦子书为基础材料，我们即可“越俎代庖”地描绘出诸子之间的理论对立与思想关联，并对这些思想间的异同关系进行深层次的阐释，从而加深对先秦诸子之理论渊源、思想脉络、学术旨趣的理解。而且，因为庄子的学派意识最为淡薄，“对话”方法在该成果中的应用也就更“容易”一些。然而，倘使这种“对话”方法能推展至对其他诸子的研究，或可推动对诸子之理论的深度挖掘。
第二，在内容上，一方面，该成果较为全面而系统地对庄子哲学与其他诸子之间的思想关系进行了整体性、系统化的探讨；另一方面，该成果并未“泛泛而谈”地开展庄子与诸子的“对话”，而是借由“聚焦式”的视角，围绕着庄子与诸子之间的“基源问题”进行比较。通过这些提领宏纲、直抵本源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对庄子哲学的核心概念进行准确的阐释，与此同时，不同的“基源问题”又能经纬交织地将庄子哲学的全副面貌呈现出来，一方面可以加深我们对庄子的哲学系统的理解，另一方面，亦可凸显庄子哲学的独特性与卓异性。
第叁，在学派问题上，通过对庄子与老子、孔子之思想的动态比较，可以发现庄子并未归本于任何一方。以此态度审视庄子哲学，就会摆脱很多学术史的成见或偏见，而对庄子与老子、孔子的关系进行平正而深入的探索，这样，庄学的理论潜力与现代意义也会得到更大的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