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一意向着灯光走上去”
——恽代英与他五四时期的朋友
华中师范大学恽代英广场上的恽代英雕像。陈希昌摄
《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
恽代英译《阶级争斗》
学人小传
恽代英（1895—1931），祖籍江苏武进，出生于湖北武昌。1915年入中华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学习。大学期间，在《新青年》《东方杂志》《青年进步》《妇女时报》《光华学报》等报刊发表文章。1919年，参与领导了武汉地区的五四运动。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并兼任上海大学教授，摘译有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翻译有考茨基的《阶级争斗》。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3月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六届二中全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近300万字遗着被编为《恽代英全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着名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是党内杰出的理论家、宣传家和“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周恩来语）。在五四运动前后，恽代英将理想信念比作光明之灯。他与他的朋友们在黑暗中探索前行，一心一意向着灯光走上去，终于找到了救国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从此终身信仰，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回望他们走过的路，可以激励我们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奋进。
恽代英与陈独秀：合作编译《阶级争斗》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发起新文化运动。恽代英随即在武汉热烈响应，成为华中地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实际上，早在1914年10月，还在中华大学（现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预科就读的恽代英，就在《东方杂志》发表论文《义务论》，提倡“义务论”（利他），反对“权利论”（利己）。他认为，帝国主义列强是所谓“权利论者”，是“天下争攘之泉源”。列强所鼓吹的“自卫”，实为“侵犯之又一名词”；所谓“文明”，实为“杀贫贱以利富贵者也”。恽代英的理想是“举天下之富贵贫贱，皆使服膺于义务之说，则私产制度，不期而自破，黄金世界，不求而自现矣”。该文发表后被南洋出版的《舆论》全文转载，标志着恽代英在思想文化界开始崭露头角。1915年，恽代英转入中华大学中国哲学门（即中国哲学系）后，接连在《光华学报》《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新无神论》《怀疑论》《文明与道德》《原分》《社会性之修养》等多篇论文，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唯物主义，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颗新星。
1917年初，中华大学大叁学生恽代英将两篇哲学论文《物质实在论》和《论信仰》投给他心仪已久的《新青年》杂志。陈独秀审阅论文后，于2月5日以《新青年》编辑部的名义给恽代英回了一张明信片，明确表示两篇文章都决定采用，但“登在何期未定”。3月14日，中华大学教授刘子通收到陈独秀的来信，信中高度评价了恽代英及其论文。刘子通见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夸赞自己的学生，非常高兴。恽代英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刘子通先生闻余投稿陈独秀先生处，因索底本一阅，并云陈函颇赞美余。”
《物质实在论》原是恽代英的学士学位论文。他考虑到离大学毕业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便将该文与刚写成的《论信仰》一起投给了《新青年》，没想到会得到陈独秀如此厚爱。这是他第一次与陈独秀以文会友。此后，他俩常有书信往来。不久，恽代英的这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当年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1号和第5号上。恽代英的《物质实在论》坚持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根本立场，对西方近代哲学史上的绝对实在说、假定实在说、批评派实在说和物质非实在说一一进行了评析，坚定地认为“物质必为实在”。他指出：“盖客观之物，虽待主观健全，始足以认识感觉之。即令主观不健全，不能认识感觉，其客观之物之存在如故。不可以为离主观而遂无客观也。”换言之，物质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
同年10月，恽代英又在《东方杂志》发表《经验与智识》，提出：“智识未有不从经验中得来者”，“舍吾人经验以外，欲求一种可称为智识者，盖渺然不可得也”，“学问者，即由自有人类以来，反复经验，反复研究，自不正确的智识，而进于正确的智识者也”。也就是说，理论只有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才能臻于至善。这已经包涵唯物主义实践论的思想。可见，恽代英当时已经初步构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物质实在论和认识论是最闪光的部分。在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前，恽代英在哲学研究上就有这样的成就，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实处前沿地位。陈独秀看中的也正是这一点。恽代英此时已经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俩却一直未能谋面。
1920年2月，陈独秀第一次到武汉。他应文华大学（后改为华中大学，现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校长孟良佐的邀请，出席该校应届毕业生典礼会并作学术讲演。在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学术报告中，陈独秀强调，要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用，应归为社会的共产”，宣传的正是《共产党宣言》“废除继承权”的思想。恽代英因故未能前往聆听报告，但通知了利群书社的社员。胡治熙回忆说：“代英通知我们，陈独秀在昙华林文华公书林讲演。我们一大群人，久慕其名，就从利群书社出发去听讲。”又据李伯刚回忆，在汉期间，“陈独秀曾请代英长谈过一次”。正是在这次长谈中，陈独秀邀请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一书。
陈独秀请恽代英翻译该书，一是因为恽代英英语好。1915年2月恽代英就用英文在《学生杂志（英文版）》发表文章，还在《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杂志发表了许多英文译作。二是因为恽代英的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文史哲相关论文迭出。在陈独秀看来，恽代英是翻译此书的不二人选。
由于陈独秀在武汉宣传废除遗产制度，湖北当局十分惊恐，通缉陈独秀。陈独秀“愤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于8日乘火车北上赴京。为避免遭北洋军阀政府迫害，李大钊亲自到永定门火车站接车并护送他经天津返回上海。陈独秀回到上海后，便给恽代英寄来了《〈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的英译版。恽代英没有辜负陈独秀的期望，很快将该书高质量译完，并将书名定为《阶级争斗》。陈独秀收到恽代英的译稿后，亲自校订，将其作为《新青年丛书》第八种，由新青年社于1921年1月出版。他还在《新青年》第8卷第6号上，亲自为《阶级争斗》做广告：
第八种 阶级争斗 定价五角
柯祖基著 恽代英译
“阶级争斗”是社会主义始祖马克斯所发现的重要学理，也就是俄国、法国、美国，以及其余进步国的人们“现今社会运动底基音”。凡要彻底了解近代各国社会思想，须得彻底明白“阶级争斗”是什么。这书原本是马克斯派着名人柯祖基做的，对于“阶级争斗”说得很详尽，在外国也算是一部名着，在我们这智识荒的中国更不消多说，要算是重要的粮食了。
总发行所 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 新青年社
这则广告中的“柯祖基”现译考茨基，“马克斯”就是马克思。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与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叁本书，对五四时期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迅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毛泽东曾回忆说：“有叁本书特别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的正确的解释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他指的就是这叁本书。
恽代英与毛泽东：鄂湘两省青年领袖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录了毛泽东的一段回忆：
1917年（应为1918年4月——笔者），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学会，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有名的人物……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湖北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叫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其中有它的领袖恽代英，在反革命政变中被蒋介石杀害。
互助社是1917年10月恽代英与黄负生、冼伯言、梁绍文等人一起创办的，比毛泽东等创办的新民学会要早半年。那时，辛亥革命已经失败，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国家坏到了极处，人民苦难到了极处。以恽代英、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先进青年，在黑暗中探索救国的道路。互助社和新民学会既是修养品德的团体，更是爱国主义的团体。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恽代英、毛泽东分别是鄂湘两省的学生运动领袖，立即以互助社、新民学会成员为骨干，在鄂湘两省发起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支援北京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
武汉爱国学生举行的罢课斗争，遭到湖北督军王占元的血腥镇压。他命令军警和保安队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于6月1日、3日制造了两次惨案，武昌高师（现武汉大学）学生陈开泰被军警刺伤，生命垂危，文华大学、第一中学、甲种工业学校数十名学生被殴伤。王占元又采用釜底抽薪的毒计，强行解散学生会，勒令各校提前放暑假，限叁天内全部离校，“强留者取消伙食”，“学舍旅馆亦军警转谕不准容纳”，以瓦解学生队伍。
恽代英无比愤慨，他一面赴医院慰问受伤学生，一面鼓动武汉商会组织商民罢市。为揭露军阀的罪行，他写了《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宣言》：
若是这（么）狠的警察，这（么）狠的保安队，能够替我们向日本争（回）青岛，他便打死了我们，亦所甘心，只是他们除了对我们手无寸铁的学生，污以扰乱秩序，将我们打以外，看了外国人，哼也不敢哼一句……
恽代英将该文寄给7月4日由湖南省学联创办、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毛泽东久闻恽代英的文才，收到来稿后，立即将该文刊登在7月21日出版的《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上。
湖南军阀张敬尧，也是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凶手。毛泽东回忆说：
（湖南督军张敬尧）这个家伙很坏。我们领导了一次学生总罢课反对张敬尧，要求撤换他……张敬尧查禁了《湘江评论》来报复学生的反对。
毛泽东组织了驱张代表团，并起草了《驱张宣言》：
……去岁张敬尧入湘以后，纵饿狼之兵，奸焚劫杀；骋猛虎之政，铲刮诈捐。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山，卖纱厂，公家之财产已罄；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洎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况，今人不忍卒闻。彼张贼兄弟累资各数千万……无非欲攫尽湖南财产，吃尽湖南人民……
1919年12月6日，毛泽东携《驱张宣言》，率领驱张代表团前往北京，在路过武汉时停留了十天左右，拜访了正在筹建利群书社的恽代英。这虽是毛泽东与恽代英首次见面，却像情深意厚的老朋友久别相逢。应毛泽东的要求，恽代英和利群书社的朋友们将《驱张宣言》张贴到武汉叁镇的大街小巷。他们还通过武汉邮局，用快邮代电，将《驱张宣言》寄往全国各地。毛泽东在汉期间，恽代英还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筹建利群书社的具体方案，毛泽东深表赞同。
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到武汉，同恽代英商讨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以及加强其与利群书社联系事宜。恽代英向毛泽东介绍了利群书社半年来的营业情况以及实行共同生活的经验，鼓励毛泽东尽快将文化书社在长沙建立起来，并且答应给文化书社作信誉担保。毛泽东听后信心倍增。回到长沙后，他立即与易礼容等发起筹建文化书社，并于9月9日正式开始营业。在10月22日由毛泽东等人写的《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中可以看到，文化书社与利群书社、上海泰东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新青年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建立了业务往来关系。恽代英、陈独秀、李大钊等均为文化书社信用介绍人，文化书社进货时，各店可“免去押金”。
长沙文化书社和武汉利群书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主要经销《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着作和《新青年》《新潮》等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报刊，成为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基地。正是通过创办文化书社、利群书社的实践，毛泽东、恽代英等人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开始从爱国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恽代英与少年中国学会：走向马克思主义
少年中国学会由王光祈、李大钊等人于1919年7月1日正式创立。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并奉行“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的八字信条。9月，第一批加入学会的刘仁静，将学会的会务报告和规约等交给恽代英，希望他入会。恽代英细心地研究了这些资料后，觉得这正是自己多年寻求的一个养成“善势力”，扑灭“恶势力”的团体。9月9日，他致信王光祈说：“我看你们的会员通讯，亦觉得真是充满了新中国的精神。假如我配得上做你们的朋友，我实在诚心地愿做一个会员。”
于是，在王光祈介绍下，恽代英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从这时起到1921年7月，恽代英的思想迅速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并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0年4月，恽代英第一次到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活动。10日，他被学会执行部推荐为组织丛书编译部专员，与李大钊、黄日葵、王光祈等一起参与审查本会丛书编译工作。22日，为学会的名誉起见，恽代英提出对于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方针的意见，认为所编译的丛书，“应为社会不可少的书”，“应为社会急切需要的书”，“应为可供学者研究的书”等6条意见，并拟定了马克司（马克思）及其学说、罗素及其学说、杜威及其学说等26种书目。恽代英将马克思及其学说放在研究图书的首位，反映了他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视程度。
恽代英在北京住了4个月，为了方便工作，他从刚来京时住的前门旅社，搬到学会为他安排在地安门附近的椅子胡同7号。这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小院子，他在这里埋头着述，写了许多重要学术论文，如《怀疑论》《怎样创造少年中国》《论社会主义》《未来之梦》等。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救国真理的道路不是平坦的。无政府主义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先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它猛烈地批判专制统治和剥削压迫，同情劳工大众，鼓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正好切合了当时中国先进青年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对剥削的心理，受到欢迎。瞿秋白描述当时中国先进青年的思想状况时说，就像19世纪40年代俄国青年的思想那样，“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恽代英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样，思想也曾一度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勤于思考，勇于实践，对任何一种新的思想文化，“能欢迎新的，还应该欢迎更新的”。但是，“无论什么天经地义的”律令训条，无论什么反经悖常的学说主张，都“不轻可决，不轻否决”，都要经过实践检验，从而决定舍取。
经反复比较和实践，恽代英等先进青年，终于逐渐抛弃了无政府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终身信仰。1920年7月，恽代英在《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中批判无政府主义说：“若我们一天天走受掠夺的路，却谈什么无政府主义，这只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的诬说。”10月，他在《未来之梦》里承认“个人主义的新村是错了”。
1921年初，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沉泽民致信恽代英，认为“教育问题，正如一切问题一样，非把全部问题改造好了，是不得会解决的”。这实际是否定教育救国论。恽代英在复信中赞同沉泽民的观点，并称赞沉看问题深刻透辟，“目光如炬”。6月15日，恽代英致信王光祈，指出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主要原因不是人的问题，而是“经济压迫”的结果，并以利群书社为例说：“以我一年来利群书社的生活，深信都市中作小工业，实有不免受经济压迫的地方……我们真饱受了经济压迫的况味。”
同年7月1日至4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梅庵举行年会，讨论宗旨和主义问题。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等坚决主张学会应确定社会主义方向；左舜生、余家菊等坚决反对，主张学会成为“社会活动”的改良主义团体。学会分裂的趋向已经明显。恽代英为避免学会分裂，“伤感情，生隔阂”，起初在会上采取调和态度。见学会分裂不可避免，他便在会上做了《学会前途危险，应讨论如何分裂》的发言。会后不久，他在致学会会员杨钟健的信中说，“我在南京努力为学会作调和派。调和非我本意……学会有树立一定明确旗帜的必要，实无调和余地”，“我私意近来并很望学会为波歇维（布尔什维克）式的团体”。
会后，恽代英回到湖北，与林育南等一起，召集受到利群书社影响的24位进步青年，于7月16日至21日在黄冈浚新小学举行会议，宣布成立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其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这意味着恽代英、林育南等人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同时也说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与共产国际以及与上海、北京的中共早期组织没有直接联系的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展开建党活动。当恽代英获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宣布解散共存社，并与其主要成员林育南、林育英、李求实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为共产主义理想不懈奋斗，直至1931年英勇就义。
恽代英牺牲时年仅36岁，却留下近300万字遗着。2014年《恽代英全集》（1～9卷）被列入“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恽代英全集》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一份厚重的红色文化遗产。
（作者：李良明，系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本版图片均由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