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宁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唐古文与儒学转型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0叠窜奥038），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以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创作为代表的中唐古文，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和艺术内涵。中唐古文产生于思想文化剧烈变动的中唐时期，与儒学在中唐的转型密切相关。中唐儒学在儒学史上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汉唐儒学向宋明儒学的转向，就发端于中唐。深入认识中唐古文与儒学转型的关系，对于深化古文研究，有重要意义。
对中唐古文与儒学之关系的思考，由来已久，现代学者对此多有讨论并取得丰富成果，但由于问题十分复杂，仍有大量难点需要深入探讨，其中有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一，对中唐儒学的认识，较多受到心性儒学观察视角的束缚。中国历史上的儒学是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的综合体，汉唐儒学对此表现尤为突出，要理解中唐儒学的转型，不能单纯从心性儒学的角度进行观察；其二，对中唐古文艺术与中唐儒学的内在联系，还需要深入古文艺术精神、艺术创作肌理，结合中唐儒学义理变迁、制度变化做更为内在深细的观察与思考。
该成果的导言，对如何理解中唐古文的“文” “道”关系，如何理解“中唐”的思想文化意义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反思。这两个问题关系如何从历史自身出发去理解中唐古文与儒学的内在关联。20世纪对“文”“道”关系的认识，一个颇为流行的视角是将“道”与“文”视为内容与形式。内容与形式是从西方引进的一对概念。西方的形式概念有深厚的哲学渊源与复杂的内涵，中国20世纪接受“形式”概念，对之有复杂的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文艺思想体系产生深刻影响，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被纳入辩证唯物主义框架，对中唐古文“文”“道”关系，有关的研究也多从这一角度加以阐释。中外学者对这一阐释角度所存在的局限，也从多方面加以克服，孙昌武、葛晓音、熊礼汇、张清华诸先生，对中唐儒学与古文艺术的复杂内涵，做了细致的探讨，避免对“文”“道”关系做简单的决定论式的解读；海外学者如陈幼石、蔡涵墨、包弼德则在认识“文”“道”内在一致性方面，有更多的理论思考。“中唐”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有着极为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的“近世性”视角，对中唐文化文学的解读带来深刻影响，反思这一影响的积极意义与局限，对推进中唐古文研究十分必要。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该成果共五章，从五个方面展开讨论，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章，从文质到文道：中唐古文“文道观”的形成。“文道观”作为中唐古文思想的核心观念，与中古文论中流行的“文质论”有明显的差异。中古“文质论”以“文质彬彬”为核心追求，将自然之旨与儒家中和精神深入会通。“文质论”对初盛唐时期的政治与文学思想有深刻影响，具体表现为“从周”“变周”之论的复杂演变，李白着名的《古风》其一，其中所体现的诗学思考就与此有密切联系。中唐古文运动的早期人物萧颖士、李华等人仍然重视“文质论”，以啖助、赵匡为代表的中唐春秋学，也深受“文质论”的影响，围绕“从周”“变周”展开了深入的思考，尤其集中地体现在对春秋义例的探索之上。韩愈的“文道观”突破了汉唐以来以“教化”为核心的儒家文教思想，强调创作主体对“道”的内在体验与积极体认。它改变了儒家文教观所强调的“文质彬彬”的美学理想，对文学抒情性的认识也有了更为丰富的认识，肯定“感激怨怼奇怪之辞”的意义。韩愈的“文道观”显示了积极的理论创新意义，取代“文质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第二章，屈骚传统的变迁：中唐古文对新抒情范式的探索。自汉代以降，屈骚艺术对诗文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中唐古文作者对屈骚艺术有深入而复杂的继承。韩愈在创作中所追求的“不平则鸣”，并不是对楚辞牢骚怨激之情的简单承袭，而是呈现“不怨之怨”“抑遏蔽掩”的吞抑笔法，较多地继承了以扬雄为代表的、两汉感士不遇辞赋辩难一体的抒情传统。柳宗元对屈骚艺术研习甚深，其文集中归于“骚”类的一组作品，在艺术形式上和民间方术中的厌劾妖祥和祝由术多有联系，在基本结构上暗含了方术中厌劾之法的祈祷诅咒之义，依托祈祷神灵展开情感表达。这一艺术特色的形成，与柳宗元独特的天人观有密切关系。中唐古文对屈骚传统的继承与变化，如果不拘守文体藩篱来观察，会发现这种变化在盛唐诗人杜甫的诗歌创作中有类似的呈现。杜甫有深厚的忠君思想，其忠君注重内在体验，与两汉时期注重“纲纪名节”的忠君观相比，体现了对君臣伦常从重“天道”向重“人事”的改变，这与初盛唐时期君臣政治关系建设中对“君臣同体”的追求有密切联系。独特的忠君体验，促使杜甫改变了屈骚艺术的愤激怨刺之情，形成沉郁顿挫的新风格。
第叁章，经学、子学传统与中唐古文体式新变。中唐古文作者是从开阔的思想文化格局出发，进行其古文创作，钱穆先生将古文兴起视为“家言复起”，即“成一家之言”的子学传统的重振。这一见解承章学诚“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着作衰而辞章之学兴”之义而来，产生很大影响。该成果则认为钱穆先生的意见不尽准确。本章上探先秦，下及宋代，在经学、子学传统演变的背景下，梳理思想表达传统的变迁，观察中唐古文的体式创变。在中国思想史上，子学传统孕育了“论着”的写作，《荀子》的“述论”格局对“论着”体式的形成，影响尤为深刻。汉唐时期的“论”体文，与《荀子》“四论”有渊源关系，更加着重于根本义理的阐发，八代是“论”体文创作的繁荣期。中唐时期“论”体文的创作经历了显着转型，从侧重理论性，转向更为实用和注重修辞。韩愈疏远“论”体写作，而柳宗元、刘禹锡则对“论”体文的创作较为关注。经学中的经典阐释文体，也产生重要影响。中唐古文作者对汉代以来专论式子书的写作表现出明显的疏离，韩愈回避子书写作，与其对“拟圣”精神的追求有密切关系。宋代理学兴起，继承了中唐古文作者回避子书写作的传统，在文体取向上出现语录、札记大兴而“论着”“论”体文式微的总体趋势。
第四章，韩柳之异：古文艺术与儒学思想。韩愈和柳宗元的儒学思想和古文艺术都存在明显的差异。韩愈认为古文学习和写作，具有修身成德的重要意义。韩愈对古文修养内涵的阐发，融合继承了荀子、孟子的修养思想，在中唐士人普遍立足佛教、道教思考修养问题的时代风气中，体现出独特的思想创造。宋儒批评韩愈欠缺儒学的修养工夫，但其对于格物致知的修养工夫的思考，又可以看到来自韩愈的影响，柳宗元的古文思想则较少修养论色彩。韩愈与柳宗元古文的“明道”方式存在明显差异，韩文追求以不落陈俗、特立无匹的精神艺术个性来发明儒道，柳宗元的古文并不刻意追求自异于众的艺术个性，而是以兼容众长、归本大中的旨趣发明儒道。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创作，都善于取法前代艺术，但韩愈善于“师其人”，在深得前代作者之家法的过程中，入而能出，自成面目；柳宗元则善于把握前代文章长期形成的艺术传统，究明文理，在此基础上，发挥个人创造。欧阳修提倡平易风格、理性精神，淡化了韩愈“拟圣”追求中的神圣体验，更接近柳宗元的理性气质，其与北宋理学家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韩柳差异在宋代新时代环境中的延续。欧文情理兼备的“六一风神”与《史记》艺术的深刻影响有密切关系。
第五章，儒学与社会：中唐古文与中唐的文化建设。中唐古文作者对儒学文化制度意义的思考十分丰富。本章围绕师道、排佛、文武关系演变中的诗文创作、地方园林建设的文教关怀等问题，探讨中唐古文与儒学转型的深层联系。韩愈一生多次担任国学学官，国学中“侮老慢贤”、追逐功名、趋奉权门等种种弊病趋于严重，构成韩愈慨叹“师道不传”的重要现实背景。韩愈提倡师道，一方面反对门第对才德的压制，强调“尊士”；另一方面期望士人摆脱庸俗与功利，以道自立，提倡“士之自尊”。韩愈一生排佛，表达的是对中国文化传统行将失坠的深刻忧患，他对道统、政统的思考，体现了重建“中国之法”的努力。韩愈的儒学思想不能单纯从心性儒学角度加以认识，他所提出的“博爱之谓仁”，体现了积极有为于当世的事功追求，以及对重建儒家社会政治文化制度施设的关注。其着名的《毛颖传》体现了对政治中“尚德”“尚法”的思考。韩愈不少诗文作品，具有推重强力乃至暴力之美的“狠重”风格，唐宪宗信任宰辅、坚决削藩，元和文臣的军事参与程度显着增强。韩愈元和时期在削藩、攘斥佛老等问题上，态度坚决强硬，积极参与平定藩镇叛乱的军事行动，勇猛刚武之气不断强化，表现出允文允武的追求；其“狠重”文风正是对此的反映。中唐古文作者在其从政生涯中，对社会文化建设十分关注，地方公共园林的修建，是中晚唐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这一行为包含了丰富的文教建设思考，对亭记、园记等诗文创作有重要影响。从元结到刘禹锡对连州海阳湖景观的创置与完善，是这一文化现象的突出代表。
三 成果的价值
该成果突破从单一心性儒学的视角理解中唐儒学的局限，对中唐儒学与古文的内在联系做出比较深入的揭示，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学术史的整体格局出发，观察中唐儒学在经学、子学传统演变背景下的独特历史地位，立足思想传统及其表达形式的历史变迁，观察中唐古文的体式创新，对韩愈在“拟圣”追求下，回避专论式子书以及“论”体文写作的文体取向及其历史意义，做了独到的揭示和深入分析。
第二，从政治、文化、制度的综合视野观察中唐儒学，围绕师道、排佛、为政的德法追求、文武关系演变中的诗文创作、地方园林建设的文教关怀等问题，对以韩愈为代表的中唐古文作者的社会文化思考，做了更为深入的探讨，由此呈现中唐儒学转型在社会文化制度层面上的丰富表现，以及这些表现与古文艺术新探索之间的深层联系。
第叁，围绕古文艺术精神与古文创作的关键问题，深入揭示其与中唐儒学转型的关联。该成果细致梳理了“文质论”从中古到初盛唐的演变，揭示中唐古文“文道观”与“文质论”的差异、探讨古文作者对屈骚艺术的继承与显着变化，深入辨析韩愈、柳宗元古文艺术的差异，及其与二者儒学思想的联系，这些都较之以往的研究，有了明显的推进。
该成果对中唐古文与儒学的内在联系有更为深入的观察，对“文”“道”关系有进一步的理论思考，有关见解将积极推进对中唐古文的研究，以及对其丰富思想文化价值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