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延保全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代文物与金代文学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1础窜奥004），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课题组成员有：王琳、崔武杰、蔡敏、刘福燕、邓弟蛟、唐俊。
一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金代文学是中华文学史的重要一环，学人试图去构筑金代文学完整的发展脉络，但金代文献散佚现象严重，导致一些重要文学现象的载体失传，典型如金院本，现存有目无本，使其成为文学史中遗憾的留白。不只是这种曲体文学样式，就连诗、词、文等传统文样也遭受了兵火劫难。故而，想要完整勾勒金代文学发展史，不断丰富，甚至是完善金代文献资料乃首要任务。一些学人在爬梳典籍之外，开始注意到相关金代文物，但多是个案研究，且资料来源多二手出处。即便有专门研究宋金元戏曲文物的着作，也多关注其图像意义，而非文学价值。因此，对与金代文学相关的文物进行全面考察、整理与研究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这个课题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填补典籍文献记载之缺。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作家、作品，而金代恰好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其作品散佚与作家失载现象尤为突出。故而借助文物资料来获得和丰富对于金代文学研究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填补文献空白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金代戏剧文学、诸宫调和金院本而言，尤为重要。
其二，“不能被忽视的一代文学”。金代文学对于研究多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融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之所以选取金代文物与金代文学为研究对象，主要是考虑到金代北方地区处于一个多民族聚居和不同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重要区域，从二者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入手，可以为金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深入思考金代独具特色的北方地域文化生态中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流，给文学发展所带来的生机和活力。需要强调的是，学界对于这个方面已有关注，比如对宋金文学关系的研究。然而从视角上皆以宋代文学为主体，客观上忽视了金代文学的独立地位，使其成为宋代文学的从属。而该成果的立意重点则是以金代文学为基点，在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方面，肯定金代文学的独特魅力，重申其作为“不能被忽视的一代文学”的重要历史地位。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金代文学有着自身别样的艺术魅力，其记录并反映的是12世纪到13世纪百年间女真政权下的中国北方社会，不论是在文学史，还是在历史上都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我们在以传统经史子集为研究依据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地下文献与一些社会档案，通过实地考察，通过多文化、多角度地思考，从历史、地理、宗教、社会等多方面去接触金代文学，以期打开一个新的研究局面。尤其是对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更应该重视。因为，金代文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其所处的时代政局比较复杂，所谓知人论世，这应该是研究金代文学不容忽视的一个起点。从金代文物的视角去解读金代文学，可以说很有意义。通过对金代文物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揭示其与金代文学之间的审美共通性，这种共通性表现在金代文物作为金代文学的特殊载体，集宗教、民俗、艺术、社会典章制度，甚至是经济发展水平为一体。典型如祠庙碑刻，“书于瓷身”，刻书与石刻业的发达。通过这种载体去研究金代文学，就等于是在研究金代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无法割裂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金代文物就像是承载金代文学的微观世界，这个微观背后隐含着宏观的现实世界。
成果的一些重要观点有以下几点。
（1）通过出土文物对诸宫调有进一步的认识和探索。诸宫调现存作品只有叁部，其中最完整的是《董西厢》。然而对于《董西厢》的成书年代一直不详，只能肯定董解元是金章宗时人。但通过山西永济普救寺出土的《普救寺莺莺故居》碑上镌刻的诗文，可以将《董西厢》的成书年代推论至金泰和五年前后。而黑水城出土的《刘知远诸宫调》刻本可能比《董西厢》还要早，也是金代作品。另外，在山西侯马二水惭4金墓发现叁支诸宫调残曲的墨书题记。上述两部诸宫调作品反映的都是山西本土传说故事，加之诸宫调的创始人孔叁传也是山西人，说明山西是诸宫调艺术流行的一个重要区域。再结合侯马董明墓出土的金代砖雕戏台和五个戏俑，进而推测董明、董朗（董解元）有某种亲缘上的联系，言《董西厢》的作者董解元是金代平阳路人氏大概也与事实相去不远。这些出土刻本和墓葬题记也反映出，在金代，作为主要戏剧形式的诸宫调和金院本相当流行，从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身后世界的主要精神食粮。
（2）在目前披露的出土瓷枕中，史籍不载的题词有：小令19首，词9首，诗歌残句若干。另外《折花叁径》的词牌，也属首次发现，具有拾遗补阙的意义。通过分析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小令和词这两种文学样式在金代社会比较流行，诗歌式微。当然，这与宋词的兴盛以及宋金词曲文学的发展有很大关系，直接影响了群众的审美趣味。而且就有作者的词曲而言，明显苏轼比较受欢迎，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一点也符合“苏学盛于北”的历史事实。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藏有一方金代瓷枕，上刻《相思引》与《隔浦莲》两首词，均为周邦彦作品。而湖南省博物馆藏金代白釉刻花诗文枕上题有秦观的一首《满庭芳》，秦观虽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词风确为地道的婉约词派，周邦彦更是婉约词派的“正宗”。说明在苏轼为代表的豪放词派之外，金代社会中也有婉约词派的一席之地。
（3）金代文学作品很有意思，不论是诗、词还是曲都有兼具叙事与抒情的双重机制。诗歌方面在发现的叁十多首金代诗刻上表现明显，皆是具有叙事功能的诗序或诗跋配以抒情韵文，这是金诗明显受到宋代诗词影响的地方。金代诗刻序跋中有一些十分特别，是对所刻诗歌作品的品评，故其在金代诗评方面有着一定独到之处。这一点是后人品评诗作时无法企及的，即诗刻中的诗评与作者身处同一时代，在知人论世方面要比后人更加贴切，因此更能准确解读诗作含义。那么这些跟随诗刻流传下来的诗品自然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了。金词也是这样，喜欢使用题序，这一点受苏词影响颇深。曲体文学就更不用说了，这一时期代表的诸宫调作品就是叙事与抒情的完美结合。诸宫调唱词加说白的组合方式极有可能是受到诗词文学的影响，尤其是诗词作品中题序与韵文的结合方式。这就勾勒出一条诗、词、曲之间递进演变的发展路径，即词乃诗之余也，诸宫调又是由词向曲转变中关键的一环。由此可见，天下文体本为一家，诗、词、曲皆属韵文类作品，叁者之间密切联系，又互相生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诗变词，词变曲，是雅文化向俗文化的一个转化趋势，也是文学自高层不断下移的一个讯号。自元代以后，俗文学中的戏曲、小说逐步占据文学舞台，并以元曲、明清小说而称霸一个时代，而在这一历史潮流中，金代文学无疑是关键一环。
（4）金代文物与金代文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文物作为文学的承载体，有着不同于一般书面载体的复杂性。其上承载的不只是文学作品或相关文学现象，更渗透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就像金代墓葬一类文物，经常与戏曲相关，有院本演出场面，有金代戏台模型，或是一些诸宫调题记等，这不只是“戏养神”观念的表现，还是曲体文学流行的证据。而这些曲体文学样式也通过墓葬得以保存，在民间“视死如视生”的观念中在另一个世界上演。现实世界里，金代文学作品得以保存与广泛流传有赖于当时刻书业的繁荣。通过雕版印刷，使得文学作品在市面上广为流传。而许多文人也喜欢刻石以纪，在金代，一些着名文人都有墓志、祠庙碑刻、摩崖石刻等作品传世，甚至可以形成金代“石刻作家群体”。与刻石以纪类似的方式，还有“书于瓷身”，金代的制瓷业与诗词歌曲之间有着一种相得益彰的“合作关系”，在文学点缀瓷器，促进制瓷业发展的同时，瓷器也成为一种新兴文学载体，为保存金代文学作品起到重要作用。
（5）有金一代在文化上推崇孔孟之儒家思想与学说，并以之教育、培养包括女真、汉族在内之各民族人才，故而儒家文化对于金代文学之影响可谓极其广泛而深远。除特定之宗教文学如全真教文学等以外，金代文学之题材、形式、内容、审美，甚至作家本身，都有着深重的儒家烙印。如果说金代之社会稳定、经济恢复是金代文学兴盛之根本因素的话，那么金代儒学与科举对于金代文学繁荣具有最直接之推动作用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其实就全真教文学的创作实际而言，由于全真教在教义上推崇儒、释、道叁教合一，所以其文学内核中也具有相当的儒学色彩，只是这种色彩处于次要地位而已。
（6）金源一代之宗教极为发达，道教、佛教及世俗神灵汇聚成一个庞大的信仰系统。道教，尤其是全真道对金代文学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不只表现在创作了大量的道教文学作品，更因为其继承了俗文学的传统，创作了大量的俗词，并且创制了许多新调，这为后来元杂剧、散曲的曲牌及审美倾向提供了一定的借鉴。道教思想对文人产生的影响导致元杂剧中出现了大量的神仙道化剧，此外元杂剧中体现隐逸情怀的剧作在一定程度也与受到道教的影响有关。金代佛教与文学之关系极为密切，影响并促成了众多熟悉佛教文化的文人作家，如赵秉文、李纯甫等，同时为金代文学之创作提供了众多的题材，丰富了金代散文、诗歌等的呈现形式，形成具有佛禅意味的审美境界。世俗神灵祭祀活动对于中国传统戏曲的成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众多的世俗神灵祭祀活动加大了对杂剧演出的要求，除了推动了杂剧演出自身成熟外，还促进了戏剧文学的繁荣。另外，在进行祭祀活动时，乐舞也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杂剧并存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并给予杂剧演出以借鉴。这样的实际为出现新的更为成熟的戏剧形式做了极为充分的准备，于是在元代，成熟的戏曲形式元杂剧就在宋金杂剧、诸宫调以及乐舞等艺术成分的综合作用下出现，并形成中国戏曲演出的第一个高峰。
（7）金代文学是在延续女真文学传统，并对辽、宋王朝文学进行多元继承与融合的前提下出现的。不过因为在叁者中，以北宋的文学艺术水平最为发达，所以准确地说，金代文学应该是以北宋文学为基础的条件下吸收、融合辽金文学传统形成自己的风格并最终走向繁荣的。金代的多元文化、多元继承以及一定规模上的文学群体，都对金代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多元文化形成金代独特的北方文学的文学品格，多元继承使得金代文学摆脱了对宋代文学的单一延续，出现风格多样的局面，而一定规模上的文学群体，则使得金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风格各异的文学流派。
总而言之，借助金代文物上记载的文学信息，尤其是传统文献失载的部分，可以对金代文学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这种探索不止于作家、作品，还有文物背后隐含的复杂社会文化因素，从而强调金代文学作为“不能被忽视的一代文学”的重要历史地位。
三 成果的价值
成果以金代文物为研究对象，在对其进行收集和整理的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可补金代文献之空缺。尤其是金代戏剧文学，通过非文学文物的图像化呈现，可以改变金院本有目无本的研究现状，从历史演变形态来推演其文本样式。在研究思路上，采用多元视角，使金代文学有了一个立体化的呈现，使浓缩于金代文学中的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有了不同姿态的亮相。而这些文学现象背后的复杂社会因素又借助金代文物传承至今，对于更本真地认识金代文学意义不言而喻。
该成果采用多学科相互交叉的方式，打破以往纯文学研究的旧有模式，探索金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子，使金代文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学科有机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具有创新意识与先锋作用的实践，这种研究方式也可适用于其他历史阶段的文学研究。甚至是通过不同历史阶段文物与文学的一些密切关系来建立考古与文学的联系，从而将“二重证据法”普遍适用于中华文学史研究，这对于印证或是梳理一些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非常实用。
该成果对于研究少数民族的汉化进程及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甚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金代的北方地区在几百年间经历了汉族、契丹族与女真族政权的交替变更，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这里交集荟萃。这几个政权在几百年间常遣文人使臣互相往来，实现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所以辽、金文学受汉文化影响颇深，在其自成一派之后，又丰富了中华文学史。因此，研究金代文学，肯定金代文学的重要历史地位，对于民族文化的繁荣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