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俊之，系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西部项目“晋代书札辑录与校注”负责人、西南科技大学教授
晋代堪称法帖之渊薮，在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一千多年来从未动摇。唐太宗尊王羲之为“书圣”，米芾名斋为“宝晋”，乾隆帝以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为“叁希”，即可见一斑。其中多是往来书札，周一良先生称之为“法帖之书札”，以影响最大的《宋拓淳化阁帖》（以下简称《阁帖》）为代表；虽然以墨迹形式流传至今的只是极少数，但部分书札内容在亡佚之前被记录了下来，我们称之为“录文之书札”，以首开释文之先河的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以下简称《要录》）为代表。
就原始形态而言，晋代书札十之八九为草书。问题也由此产生：若作为法帖来临习，须以正确释读为基础，而草书因赴速急就而兴，随手信笔，约略潦草，纵任奔逸，以致字多形近，常有异释、误释。被誉为“法帖之祖”的陆机《平复帖》，共9行84字，古今中外二十一家释文，对其中35字持有不同意见，五种以上异释者达6字之多，如第六行第七字，启功先生释作“美”，其他学者或释作“恙”“善”“英”“盖”等。而且，目前释读没有异议的字，还有可能是误释。若作为书札来研究，还需正确解义。然而正如钱钟书先生所云：“按六朝法帖，有煞费解处。此等太半为今日所谓‘便条’‘字条’，当时受者必到眼即了，后世读之，却常苦思而尚未通。”范祥雍先生总结其原因为：刻写流传讹夺、被剪割拼凑、用当时习语、受书人及当时事迹不明。其实，语不可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释文错误。《汉魏六朝百叁家集》录王羲之帖云：“近遣传散，有书，想旦夕还。近健步还，得二十八日书，吴兴又道此月一日，不知何以情恕修叹，乃复以示法谢。”“传散”乃“传教”（掌传教令的郡吏）之误、“道”乃“送”之误、“修叹”乃“修龄”（王胡之字）之误、“法谢”乃“诸谢”（谢安、谢万等）之误。误释如此，自然义不可解了。
因此，研究晋代书札，须自释文始，纠正误释、考定异释，尽可能还原其真实面貌。自宋黄伯思《法帖刊误》至清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正》，都曾涉及释文问题，但基本上把字形作为唯一根据，常常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在充分尊重字形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全面考察，释文才有更高的可信度。
字形为本
字形是根本。因为是手书，所以字形是动态的，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同一人重复书写同一个字，形态都有不同，但所谓草有草法，万变不离其宗。姜夔《续书谱·草书》云：“草书之体，如人坐卧行立，揖逊忿争，乘舟跃马，歌舞躃踊，一切变态，非苟然者。又一字之体，率有多变，有起有应，如此起者，当如此应，各有义理。王右军书‘羲之’字、‘当’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数十字，无有同者，而未尝不同也。可谓所欲不逾矩矣。”其二，不同的人，尤其是不同时代的人书写同一个字，因为带有个人习惯和时代特点，形态差别较大，正如黄伯思云：“虽当时笔法传授或同，然人书不同，亦如面焉。”因此，在识读字形时，需把握差异，抓住字魂。
要确定“录文之书札”中的误释，前提是字形相似。《要录》载羲之帖云：“十一月十叁日告期等：得所高余姚并吴兴二十八日二疏，知并平安，慰。”大意是得到余姚县令和吴兴太守的两封信，知道都平安，深感安慰。唯“所高”不可解，疑有误。与“高”草书形近的有“齐”“马”“写”等，此必为“写”之误释。羲之所得二信并非原件，而是期（王延期，人名，羲之帖屡见）抄写的。为了保存原件或将信息传至多人，抄送信件是常有之事，羲之亦曾将殷浩回信抄与他人，其帖有云：“昨得殷侯答书，今写示君。”
语言介入
《颜氏家训·勉学》云：“世中书翰，多称‘勿勿’，相承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残缺耳。”其中透露出两点信息：一是早在南北朝时人们已不懂晋人书札语言；二是“妄言”者已从文字角度去解决语言问题。如果说前辈学者试图通过释文去弄懂语言，我们则要通过语言去重新审视释文：充分吸收汉语史的研究成果，用语言学的方法去研究释文。
2013年初，日本发现王羲之《大报帖》唐摹本，国内外学者释文为：“便大报，期转呈也。知不快，当由情感如佳。吾日弊，为尔解日耳。”有人将“期转呈也”解释为“希望你代我向官长转达此意”。我们释“呈”为“差”，已为书法界广泛接受，其说服力正是来自语言证据：“转差”意为病情向好（《方言》卷叁“差，愈也”），为中古常语，羲之帖即八见，如“参军转差”“万石转差”；根据“转差”前必称人之语例，断定“期”为人名，即王延期；书信语言的组织次序为“先标寒暑，次赞彼人，后自谦身，略为书况”（法藏敦煌文献笔.3502痴张敖《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期转差”正属“次赞彼人”。
《阁帖》卷八载王羲之一帖，各家释作“仆时行以十一日而不保，如比日便成委顿”。殊不知“保”当释为“除”，二字草书形近难辨。“除”谓病愈（《方言》卷叁“南楚病愈者谓之差，或谓之除”），与“时行”（指流行性疾病，亦称“天行”“天行时气”）正相呼应。
《阁帖》等丛帖载王献之一帖，历代释文均作“庆等已至也？鹅差不？甚悬心。宜道寻去，奴定西，诸分张少言”。末句令人费解：诸人分离，正当殷殷话别，何以反而少言？其实，“少言”乃“可言”之误释。就字形而言，草书“可”下部与“少”无异，帖中“可”的横划乃系于上“张”字之末，正如唐张怀瓘《书断》言今草“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从语言上看，“可言”用肯定的形式表达否定的意义，犹如“岂可言”“不可言”，因情感强烈而难以言说。此为晋人书札常语，如“此慰可言”“庆之可言”“庆慰可言”（王羲之）“分张诸怀可言”“忧驰可言”“此慨可言”“燋悚可言”（王献之）“众恨可言”（释慧远）等。“知”亦有此用法，如陶渊明《乞食》诗“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庾信《伤往》诗“从今一别后，知作几年悲”，这是中古汉语的一个特点。
词汇而外，语法也有助于释文。《大观帖》《宝晋斋法帖》等载王献之一帖，诸家释作“诸怀儿不可言，且不复得卿送，有诸叹”，“诸怀不可言”句意甚通，何以多一“儿”字？下句有“且”字，知帖“儿”当释作“既”，因为“既……且……”乃固定搭配，如《诗·大雅·烝民》“既明且哲”，《后汉书·吕布传》“绍既怨邈，且闻与布厚，乃令曹操杀邈”；王羲之帖有“诸怀既不可言，且今多惨戚”，亦其证。反观字形，“既”“儿”草书高度相似，《草诀百韵歌》云：“欲识高齐马，须知兕既儿。”
考诸史实
姜夔云：“帖虽小技，上下千载，关涉史传为多。”帖自是一部史，其中又记录了史，我们正可以利用史实反证释文。《要录》载王羲之帖语“荀侯定住下邳，复遣军下城”，“下城”谓攻克城池，古史常语，看似没有问题。考《戏鸿堂帖》卷十六，“下城”前还有一“取”字，然“取下城”反不可通，再细观，“下”实为“卞”字。求之史实，《晋书·穆帝纪》及《荀羡传》记载，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冬，前燕大将慕容儁攻段龛于青州，北中郎将荀羡救龛。羡军次琅邪，而龛已没，故羡退还下邳。此即“荀侯定住下邳”事。取卞城事见《资治通鉴》卷一百：“荀羡闻龛已败，退还下邳，留将军诸葛攸、高平太守刘庄将叁千人守琅邪……燕将慕容兰屯汴城，羡击斩之。”胡叁省注云：“‘汴’当作‘卞’，鲁国卞县城也。”故“下城”当为“取卞城”无疑。
《墨池编》《汉魏六朝百叁家集》《全晋文》等录王羲之帖云：“小大悉以来未？惶不可怀。未复谘诲问，悬情。”今考《阁帖》《东书堂法帖》，“谘诲”当释作“临海”，指羲之妻弟、临海太守郗愔。《晋书·郗愔传》：“时吴郡守阕，欲以愔为太守，愔自以资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议嘉之，转为临海太守。”
书札互证
若单看一札，释文常常难以遽定；若将晋人所有书札作整体考察，在其内部寻找证据，必然事半功倍。
以法帖证法帖。同一法帖往往被不同丛帖收录，其间的差别必须留意。《阁帖》卷二载汉张芝书（诸家考定当属王羲之）有“吾病来不辨行动，潜不可耳”一句，“潜不可”义不可解。《大观帖》亦载此帖，但有一点不同：所谓的“不可”二字形体相连，乃是“处”字。“潜处”谓深居简出，正是生病不能行动的结果。反观《阁帖》，竟将“处”字割裂，并分属两行，具有很大的迷惑性，难怪释文出错了。
以录文证法帖。录文的源头是法帖，录文与法帖的联系本质上是法帖之间的联系。《阁帖》卷六载王羲之帖：“云始兴奴长就，令人邑邑。”诸家释文如此。其中“长就”义不可通。《要录》卷十载其另一帖云：“然始兴郡奴屯结不肯出，恐成，令人邑邑。”必是羲之就同一事件写给不同受书人的，两相对照，便知前帖之“长就”当释作“屯结”。“屯结”在中古常指百姓聚众对抗朝廷，羲之所言当为张琏反事，据《晋书·成帝纪》，咸和叁年（公元328年）九月，“前交州刺史张琏据始兴反，进攻广州，镇南司马曾勰等击破之”。
以法帖证录文。录文错误主要是形误，而法帖的原始书写形态能提供最可靠的证据。《要录》卷十载王羲之帖云“怀祖都共事已行”，“共”当为“督”，二字草书形似（见沉道荣《草字辨异手册》第4页）。《阁帖》卷八载王羲之帖有“让都督表亦复常言耳”，“督”，宋刘次庄《法帖释文》释作“共”（宋陈与义《法帖音释刊误》云“‘都督表’误作‘都共表’”）。又一帖云：“君大小佳不？松庐善斫也？”《戏鸿堂帖》卷十六、《郁冈斋帖》卷六载羲之一帖云“吾疟善断耳”，其“疟善断”字形正似“庐善斫”，便知《要录》之误，当作“松疟善断也”，乃是询问穆松（人名，羲之帖屡见）疟疾是否已治愈的。时人以疟为鬼怪，吓退疟鬼为断疟，《世说新语》记载，桓石虔小字镇恶，甚为骁勇，曾于乱军之中救出叔父桓冲，“河朔后以其名断疟”。
以录文证录文。依靠字形和语言,可以进行录文互证。《要录》卷十载王羲之帖云：“知足下安顷，耿耿。”“安顷”不可通。比较《要录》中羲之帖语“知贤室委顿，何以使尔？甚助耿耿”“知前乃尔委顿，追以怛然”“敬豫乃成委顿，令人深忧”，便知“安顷”为“委顿”之形误。“委顿”为中古常语，疲困之义。
周一良先生云：“六朝人法帖之书札中，每多当时习语不可解处，而文字难于辨识，益增困难。”从《要录》来看，自唐已然。由此产生的后果，已表现得十分突出：误释导致语不可解，今人或强为之解；一些已有误释，被人们当作范本去临写，岂不谬种流传。晋代书札释文研究，可谓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