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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伯鍨（1930—2003），我国着名哲学家。早年在华东团工委机关工作。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8年毕业后在北京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哲学系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任教。1975年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任哲学系副主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后担任江苏省哲学学会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等。孙伯鍨致力于从文本解读与学理分析、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相统一的角度，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实践性及开放性的认识，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哲人追“思”13】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不仅使中国学者的声音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而且为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和阐释党的创新理论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位自觉把毕生的学术努力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学者，他就是始终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着名哲学家孙伯鍨。

学术报国的哲学人生

1930年6月14日，孙伯鍨出生在江苏泰兴的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少年时期曾阅读《辩证唯物论》等进步书籍，虽不能完全理解，但“颇感新奇”。新中国成立后，他阅读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产生了浓厚的理论兴趣”。1950年，孙伯鍨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他从苏北泰兴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后服从组织派遣参加华东团校第五期学习，结业后留在华东团工委机关工作。在此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反复阅读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资本论》第1卷、《毛泽东选集》第1-3卷、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等着作，并做了详细摘要。

1954年，孙伯鍨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想增进对历史知识的了解，扩展哲学思考的知识基础”。1958年毕业后留校任政治理论教研室教师，1959年改任哲学系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教师。从1962年开始，孙伯鍨系统讲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着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这在当时的国内学界尚属首次。在此期间，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着作进行了系统研读，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讲稿、摘要和笔记，并在《教学与研究》、光明日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对于形式和内容的几个问题》《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等文章，初步展现了他运用唯物辩证法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的研究成果。

1975年，孙伯鍨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之中。从1978年开始，他主持开设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完成了40余万字的马克思恩格斯部分的哲学史讲稿，还运用自己扎实的专业知识，对当时理论界出现的一些不同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在《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中，孙伯鍨明确指出把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当作不可超越的界限的看法是错误的，必须突破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并彻底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在《没有现代化的大生产就没有完全的社会主义》一文中，他清晰强调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把生产关系的改造和生产力的革命紧密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

1981年之后的20多年是孙伯鍨学术研究的黄金期。他是国内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主要推动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他除了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主持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外，还受邀到安徽大学哲学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并分别在1982年、1986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2卷（与金隆德等人合作）。1985年，他所着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重点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进行的理论探索及哲学革命历程，是当时国内学界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专着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至90年代初，孙伯鍨作为编委会的主编，主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3卷本）的出版工作，为国内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的教材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91年，孙伯鍨与庄福龄共同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2卷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进一步推动了国内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2001年，他与张一兵共同主编的《走进马克思》一书，因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所作出的系统性、原创性的研究与阐释，对国内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及哲学原理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国内学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始终与对国外各种哲学思潮的批判联系在一起。20世纪80至90年代，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西方学界的各种观点也随之进入国内学界。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准确分析与评价这些学术流派和观点，成了摆在国内学术界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孙伯鍨积极投身到这项工作中去。他在1987年出版了《西方最新哲学流派20讲》（与张一兵合作），系统阐释与评价了西方学界较为流行的各种学术观点。1992年，他出版了《西方“马克思学”》（与曹幼华等人合作），对国外学界的所谓“马克思学”的观点与方法进行了深刻梳理与剖析。1999年，他出版了学术专着《卢卡奇与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卢卡奇与马克思在物化与异化等11个问题上的观点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进行了深入探析，此书作为卢卡奇哲学思想研究的代表作，在学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孙伯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与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理论探讨紧密联系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探索中不断向前，实践的发展也给理论界提出了诸多需要加以回答的问题。孙伯鍨在1988年（与童星、严强合作）出版了《在反思和探索中前进》一书，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对现实实践中碰到的问题作出了深刻解读和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如何从哲学的角度深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成了中国学界必须面对的理论任务。1995年，他主编的《现实与哲学——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书，就从哲学的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术基础进行深入解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和大众化。

回顾孙伯鍨的学术人生，他不仅始终致力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认识，并以此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而且还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方法论阐释和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学术报国。

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

深入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不仅是中国学术自信自强的表现，而且也是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对哲学理论提出的要求。自改革开放以来，如何以中国学者的独立思考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本质，并以此在国际学界充分彰显中国学术的声音，一直是孙伯鍨认真思考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叶之前，苏联学者在青年马克思哲学发展史研究中的“一次转变说”，即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就在哲学上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彻底转变，并由此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学界有很大影响力。孙伯鍨经过缜密的学术研究，认为这种观点不管在文本依据上还是在学理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在1985年出版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一书中，他明确提出了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两次转变说”，即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一般唯物主义的转变、在《对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期完成了从一般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的观点。

孙伯鍨指出，提出这种新观点是有以下两点原因的：其一，只有清晰看到这两次转变之间的不同，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住第二次转变的结果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深刻内涵。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哲学虽然在自然观上坚持了唯物论原则，但在社会历史领域仍然无法摆脱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其根本问题在于没有从现实实践过程的角度来解决应有的人性与现实的个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如果基于这种一般唯物主义观点，那么，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就不可能被理解为现实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而只可能被解读为某种人性或理想要素的异化和重新实现的过程。而马克思在上述第二次转变中所建构的，是科学阐释上述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基础即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因此，“两次转变说”所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层内涵相契合的，而“一次转变说”是无法达到这一理论层面的。其二，“两次转变说”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应该提倡的深层历史解读法，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展开系统的、历史性的解读，来得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结论，而不是像主张“一次转变说”的苏联学者那样，仅凭对列宁对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某种提法所作的孤立解读，就简单得出结论。

与“两次转变说”相呼应的是对于青年马克思在第二次思想转变时期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存在着两条并列的逻辑思路的观点，即“两条逻辑说”。孙伯鍨认为，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不存在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所说的那种“认识论断裂”，即在《对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问题范式；也不像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部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着作，而马克思之后的作品只是这一着作逻辑思路的自然延伸。要想准确把握住这一点，必须清晰看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文本中的逻辑思路不是单调的，而是复调的。孙伯鍨指出，马克思的这一文本中的确具有异化劳动的逻辑线索，而且它还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把它界定为一部彻头彻尾的人本主义着作，因为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同时还拥有一条对象化劳动的逻辑线索。这种对象化劳动所建构的工业进程，正是人实现其自由的现实基础。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已经不是抽象的人本主义逻辑思维，而是现实的历史主义逻辑思路。尽管这一思路在此时马克思的文本中还不占主导地位，但如果因此而忽略了它的存在，那就既无法把握住马克思后来的实践范畴的思想源头，又无法深刻地领悟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丰富内涵了。

孙伯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科学性的阐释还体现在他对卢卡奇哲学思想的深刻解读上。20世纪90年代，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在国内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它不仅被认为是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的代表性着作，而且，其中的物化等思想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国内学界对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解读。针对这种情况，孙伯鍨在《卢卡奇与马克思》一书中明确提出要纠正学界在此项研究中的两个基本误区：一是把卢卡奇简单化，只看到《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青年卢卡奇而看不到他在后期的《对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向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转变；二是看不到卢卡奇与马克思哲学思想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从而对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产生误解。他坚持认为“要说清这些问题，非深入马克思的一手文献不可，如果不懂马克思就试图说清‘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的”。孙伯鍨通过对物化和异化、自在之物和历史客体等11个问题的剖析，详细阐述了卢卡奇与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上的区别与联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真理性。

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

在孙伯鍨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理论维度上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方法论，来深入剖析与阐释现实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通过对20世纪80至90年代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面对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哲学解读，孙伯鍨很好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实践性原则。

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推进，理论界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上展开了热烈讨论，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孙伯鍨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角度入手，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与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他不仅出版了《在反思和探索中前进》等着作，而且还发表了多篇学术文章。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再认识》一文中，孙伯鍨明确指出，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因为它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都包括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范围内，经济体制改革所要面对的是当下的生产关系中尚缺乏能够有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中介和机制。因此，我们只有一方面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另一方面发展强大的物质生产力，才能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同时也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角度对理论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孙伯鍨在《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坚定的唯物主义》等文章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对实践论与唯物论之间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目标与手段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孙伯鍨指出，首先，我们要准确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实践决不是理想化的、自由选择和自由设计的实践，而是“由需要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并处于一定的自然必然性和社会必然性支配之下的实践，对于这样的实践必须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来加以考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一段时期内，自觉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科学结合起来，因而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其次，我们还要全面理解唯物论与实践论之间的辩证关系。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在涉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手段与方法的选择上，关键要看是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增长，而不能纠结于姓“社”还是姓“资”的抽象争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在孙伯鍨看来，这不仅是对传统经济观念的重大突破，而且还深化了对目标与手段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的认识。到底应该根据目标来规定手段，还是根据客观实际来选择手段和方法，这在当时的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孙伯鍨指出，在处理目标与手段的辩证关系时必须遵循彻底的唯物辩证法。如果一味地强调根据目标来规定手段和方法，就容易变成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而如果完全不考虑社会主义的方向和目标，只强调根据实际条件寻求发展经济的途径和手段，那就可能把社会主义的目标束之高阁。“正确的解决办法应当是以社会主义目标为导向，以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内外条件为出发点，用严格科学的精神来选择和论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手段和方法。”孙伯鍨在解读目标与手段的辩证法时，把对唯物论与实践论之辩证关系的理解放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特定“具体实际”的层面上加以深化，实际上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

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推进，学界对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方式、市场经济规律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也在不断展开，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些观点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在这样的语境中，孙伯鍨发表了《运用“两论”思想研究当前的社会矛盾》等文章，明确提出了在研究当下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他看来，“两论”集中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华，《实践论》讲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矛盾论》讲的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两者合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社会、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路线、认识路线和工作方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运用“两论”思想，通过准确把握国内形势及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新思想和新策略，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当我们今天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遭遇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时，我们也要严格遵循“两论”等经典文本中主张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孙伯鍨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历史创举。对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这种结合必须加以自觉的引导，进行必要和适当的调节，以保证市场经济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如何学会运用“两论”思想，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来正确地、妥善地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他强调：“我们既不赞成借巩固社会主义之名来反对市场经济，扼杀市场经济，也不赞成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名，来瓦解社会主义，埋葬社会主义。”

在孙伯鍨看来，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在理论上完成从对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认知，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探索的转变。应该说，这是他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另一个理论成果。他指出，在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当然是绝对的规律。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除了需要竞争外，还需要协作和联合，否则，地区差别就会越来越大，贫富分化就会愈演愈烈，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就会日益突出，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就会更加尖锐。这不仅会直接威胁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且会使经济的持续发展成为不可能。因此，他指出：“如果说竞争是市场经济的自然法则，那么根据基本制度的要求，这条法则却不能不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而加以适当的、合理的约束。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不能只看到市场经济规律这一个方面，还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另一个方面。必须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结合起来，使市场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约束和指导下发挥作用。”在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是孙伯鍨在这一领域所进行的理论研究的鲜明特征。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孙伯鍨非常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开放性特征的反思与研究。在他看来，这种开放性既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科学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一个重要理论维度，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其科学的方法论而必然敞开的一个理论空间。进入21世纪以来，孙伯鍨在晚年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入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展开了深刻探讨。对他来说，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这种开放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要清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开放性的党性原则，使这种开放性真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为此，他除了出版《走进马克思》一书，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惭贰骋础2）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进行了前沿性研究，展示了全新的、开放性解读视域，还在《江海学刊》《学术月刊》等学术期刊发表了《再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和党性原则》等文章，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孙伯鍨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首先体现为其内容的无限进展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是把世界当作整体来加以研究的一种有机世界观，但它并不认为对这种世界整体的把握可以被建构为一个大而全的哲学体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理解的整体观不是既定事实的机械组合，而是指客观事物的联系的普遍性和发展的有序性。由此，人们对这种普遍联系和无穷变化的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必然是一个无限进展、永无止境的不断深化的探索过程。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地把这个观点应用于自身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因此，它从不自认为已经结束了真理，而是致力于为开拓人类认识和发展真理的道路提供正确的出发点和普遍有效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远是开放的，永远处在不断的开拓与发展之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往的各种哲学体系由于都是以整合各个时代已有的认识成就为基础的，因而，从人类认识进程的特点来看，它们的真理性和有效性只能是相对的、过渡的。

在孙伯鍨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对其阐释体系的正确理解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到底是观点体系还是方法？国内学界在不同时期对这一问题都有过讨论。孙伯鍨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学界因沿袭苏联学术传统的旧版教科书体系，而未能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与方法之间的关系，因而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体系时的确存在着如下的局限性：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时，为了和旧唯物主义自然观区别开来，因而在这一部分中不得不加入了大量对于唯物辩证法的论述；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时，为了强调为现实斗争服务，因而对基本历史哲学理论的阐述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时，虽然在强调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同时也突出了实践论的重要性，但由于实践范畴只在认识论上而没有在社会存在论上被强调，因而历史中的主体—客体辩证法未能被纳入认识论的视域而得到充分表述。当然，如果考虑到旧版教科书体系主要是一种教学体系而不是理解体系，并且要用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话语体系来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内涵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我们对于旧版教科书体系的评价应该是全面的，而不应该是简单化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争论又一次成为讨论的热点，并且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孙伯鍨符认为，问题的焦点其实并不在于旧版教科书本身，而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性质的理解。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大量的西方社会思潮涌入国内学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导地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有些学者希望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解读，来对它进行一番西方哲学式的全面改革，旧版教科书体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被批评的。“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现代化，应当背弃世界观，转向生存论，用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最新哲学来充实、补充、革新它的内容。依据这种主张，不仅旧版教科书体系是完全陈旧、完全不适用的，而且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都必须根据这个标准加以取舍、重新解读、进行再造。然而，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只能导致无休止的体系之争，而不能产生任何能为多数人肯定的结果。”正因如此，孙伯鍨指出，围绕体系的争论并不能真正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问题，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体系而在方法。他强调：“如果抛弃或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那么任何哲学体系，即使仍然冠以马克思主义的名称，也不能视为是马克思主义的。”

孙伯鍨在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时特别强调哲学党性原则的重要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与党性原则》一文中，他明确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我封闭的体系哲学，它永远是开放的，但这并不是说它没有自己的方法论特质和党性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问题的方法既不是诉诸单纯的直观，也不是诉诸单纯的思维，而是运用辩证的认识方法，在思维中再现事物的具体统一性和历史过程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其开放性的特点，因而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开拓、丰富和发展，但是其发展决不能脱离它的本质特征和固有性质，不能淡化和模糊它的基本立场和党性原则。

在2001年的一次学术访谈中，孙伯鍨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面对时代的挑战，肩负起历史的重担，这是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集中思考的大问题。”应该说，他自己就是这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代表。他终生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反思与探索，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紧紧融合在一起，并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作者：唐正东，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