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建平，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初期建立的冀南抗日根据地，以构建统一战线为首要工作。冀南根据地在服务党中央统战战略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地区地缘优势和有利条件，成功克服了统战工作的繁杂困境。冀南根据地统战工作的成效与经验，体现了党在抗战时期的政策优势。
冀南地区的地缘优势与有利条件
冀南地区泛指河北省的南部，但也包含今河南、山东的一部分。随着抗战形势发展，政区所辖范围几经变化，大体位置“在平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沧石路以南、漳河以北，跨卫运河包括鲁西北一部，共40余县，面积约2.8万平方公里，人口近800万”（《冀南革命根据地建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冀南地缘优势与有利条件主要体现在经济基础丰厚、区位优势显着、文化氛围较好以及党群关系密切等方面。
经济基础丰厚。冀南地区河流纵横，航运水利发达，既通舟楫，繁荣城镇商贸，又可灌溉，肥沃乡村农田。冀南地区物产丰富，农作物以棉花、小麦、小米、花生为主，其中“棉花在战前占耕地面积百分之八十……全华北棉花过去百分之四十产于此，由于产棉，纺织亦极发达……全区产硝盐甚多，取土淋盐，即可得盐，又可得硝，军需民食两便……手工业有纺织、毛巾、熬盐、榨油、造酒、卷烟、织袜、造纸、编席等”（《晋冀鲁豫边区分区详解地图》，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版，第25页）。鉴于冀南地区资源丰富、农副工商业以及交通业的发达，中国共产党把冀南平原作为“太行山区游击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冀南革命根据地建设》上，第3页）。
区位优势显着。冀南地区东接山东，西靠太行，南临豫北，北毗冀中，起到了连接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的纽带作用，不仅“是联系鲁西北与太行的桥梁，也是延安与山东之间的通道”（《冀南日报史》（1939—1949），河北日报社1999年版，第15页）。冀南根据地的建立、发展体现了党中央充分发挥华北敌后抗战作用的战略构想，形成冀南与太行相互依托，优势互补。同时，直接威胁华北敌人的统治。129师副师长徐向前认为：“建立冀南抗日根据地，可以破坏日军在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的交通运输，使日军的资源掠夺，物资补充，兵力转移，陷于被动；可以使我们在这块富裕的土地上立根生足，以冀南的人力、物力充实抗战力量，支援抗日战争。”（《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250页）因此，冀南根据地在战略区位上，有着特殊意义。
文化氛围较好。冀南地区靠近京津文化圈，因地域之便，得风气之先，文化气息浓厚，且“优良的经济条件，就造成了文化开展的条件，而且华北为中国名都之一，与天津相犄角，自国都南迁后，全国着名大学仍有滞留平津者。因此，冀南的文化工作是有历史基础的”。在全民族抗战的残酷环境下，冀南人民对战争痛苦的体验比较深，且“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的关系，冀南的老百姓民族国家意识特别强烈，又因为本身具有文化工作的历史的条件，这觉醒来的特别普遍而彻底”（《在游击战争中冀南文化工作是怎样开展的》，《新华日报》（华北版）1940年4月9日，第4版）。简言之，冀南群众文化素质较好且民族意识比较强，更容易接受革命文化的影响。
党群关系密切。冀南地区贫苦的雇农、佃农占主体，长期受封建地主压迫，反抗意识较强。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当地先进知识分子就在此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积极领导工农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势力的革命斗争。1935—1936年间以“抗日反蒋”“分粮吃大户，抗捐抗税”为主要口号的“冀南暴动”，规模宏大，形成声势，虽以失败告终，但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为革命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37年5月，中共平汉线省委成立，党组织派马国瑞等人建立直南临时特委，恢复了冀南十余县的党组织，并积极发动当地群众进行抗日活动，为后来八路军挺进冀南，建立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冀南统战工作面临的复杂局面与困难
正是因为冀南地区战略的重要性，所以受到多方关注。七七事变后，冀南沦陷，日军在此烧杀抢掠，社会动荡不安。在此形势下，各种组织以及杂牌武装，蜂拥而至，有“日军喽，伪军喽，义军喽，民军喽，保安队喽，六离会喽……五花八门”（《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450页）。同时“散兵土匪，觅地盘踞”（《在战斗中成长的冀南根据地》，《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9期，第157页），正所谓“司令如毛，土匪遍地”（《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整个冀南已经沦为敌伪土匪盘踞和争夺的地狱，广大人民群众深陷水深火热中，苦不堪言。冀南从政治方面来看，各股势力盘踞，呈现出无政府的紊乱状态。“同时，日寇又利用‘以华制华’的惯技，发动冀南各地土匪，在冀南内地大肆抢掠，且互相殴斗，以削弱我抗日力量”（《冀南十个月来的抗日政权工作》，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1月31日，第4版）。从军事方面来看，中共面临的是本地区错综复杂的多种军事势力，这些势力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实力比较强悍。因此，冀南地区统战工作困难重重，任务艰巨。
事实上，冀南人民渴望社会安宁，八路军出师抗战的消息传到冀南，冀南人民“盼望共产党、八路军能早日到达，领导他们抗日救国，安定社会秩序”（《冀南军区战史》，蓝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鉴于冀南复杂的社会形势与各界呼声，中共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政府，要想在此立足，必须以合适的政策与措施协调好各阶层关系，因此，“冀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切实建立成为当地党政军民首要的工作”（《一年来的冀南抗日根据地》，《解放》周刊第4卷第71期，第13页）。
冀南统战工作服务于抗战的战略需求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针对国内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所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报告，并要求：“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页）10月27日，周恩来、刘少奇致电任弼时、邓小平并转发至各师政治部及地方党部：“要以自己公开的面目和主张动员群众，扩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运动，要使自己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者组织者。”（《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央的统战工作精神，1937年11月15日，中共北方局在《对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提出“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即应以华北最大政党的资格，出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新的抗日武装部队。在各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上成立边区政府、军区司令部及各县区乡政府的改造与建立”（《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冀南地区的统战工作，服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服务抗日战争的战略需求，八路军129师领导层认为，依托太行山地，开辟冀南平原根据地，进一步团结各阶层人民群众、做好统战工作是冀南重要工作环节。“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团结起来，而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一年来的冀南抗日根据地》，第13页）。后任冀南区党委书记的李菁玉认为：“游击战要掌握统一战线和统一指挥的精神……应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地方政府和群众团体，共同组织一临时政权机关……用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的光明磊落立场，去巩固与扩大部队，取得外方援助”（《冀南党史资料》第2辑，1986年版，第23页）。为了贯彻党中央统战政策，团结冀南人民进行抗日救国，129师先后派孙继先、胥光义率挺进支队，陈再道、李菁玉领导东进纵队以及宋任穷率领的骑兵团等部队相继开赴冀南，灵活利用党的统战政策迅速平息了地方杂牌武装乱象。1938年8月14日，以杨秀峰、宋任穷为正、副主任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宣告成立，标志着冀南根据地的创建基本完成。冀南革命形势之所以发展迅速，据宋任穷回忆，其主要原因是“正确贯彻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因而，提高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威信，受到各界拥护。争取和团结了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的各界知名爱国人士，争取收编了一些各类武装，壮大了我军力量，推动了各项工作迅速发展”（《宋任穷回忆录》，第133页）。同时，冀南行署坚持“叁叁制”民主制度、执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经济政策，以文化教育增强民众救亡意识，其目的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体同胞，建立坚强的冀南抗日根据地，抗战到底”（《冀南历史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总之，从统战工作性质来讲，统战工作处于冀南根据地各项事业的首要地位，从统战工作范围来看，统战对象广泛，面向进步民主人士、地主农民或是各种武装、日伪军队。因此，要解决冀南地区存在的内部摩擦与外部抗敌的问题，“必须正确的把握抗日统战的原则，加以灵活运用，始能内求团结，外抗民族之公敌”（《冀南各县统战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统战半月刊》（一五六期合订本）第37页）。尽管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中心，采取多元灵活的统战策略，尽可能团结各阶层人士，实现统战预期目标。冀南的统战工作不仅体现了其政策的包容性，而且反映了我们党统战政策的先进性与可行性。可以说，统战工作的成功是党在冀南地区得以立足并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