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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婕:赠序文的传统守正与文体创新

杜文婕2023年10月24日11:3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专刊

作者系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后期资助项目“唐代赠序文研究”负责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编审

唐·柳宗元《送邠宁孤独书记辟命序》,见《河东先生集》(明刊本)。作者/供图

赠序文是一种基于临别赠言而产生的文体,萌芽于魏晋、兴盛于唐代,历经宋、元、明的发展和演变,一直流传至清代。序,通“叙”和“绪”,有叙述、条理、开端之意,以叙述和议论为主要表现手法。赠序是从序跋类下的诗序中衍生出来的一种文体,其产生之初,依托于诗歌而存在,随着文化环境的变化、文体的发展以及诗歌表现功能的受限,赠序“不因赠什而作”时,实现了文体的独立。它将古雅的语言与儒家政教思想相结合,总体呈现出典雅之美的风格特色,成为一种士大夫阶层广泛应用的文体。

赠人以言:赠序文的文化基因

古人离别,多有赠言。《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入周向老子问礼,离开时,老子相送,并说:“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而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的肺腑之言,亦是临别时最珍贵的礼物。《荀子·非相》云:“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赠人以言是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崇高礼节的象征,至今仍广为流传。从文学的角度来讲,赠人以言的母题或起源于先秦祖道祝辞。

远古先民出行前有一种祭祀路神的仪式,叫作“祖道”,又叫作“軷”“犯軷”“軷祭”。这种祭祀活动非常神圣,首先要选择好方位,然后高呼神明,进而祭酒,最后还要有祝辞。这里的祝辞即送别文字的滥觞,是赠人以言的起源。早期的祖道仪式以祭祀活动为主,饮饯为辅,“饯”在“祖”之后,也可以说“饯”是“祖”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祖饯活动的普及和泛化,人与神之间的交流被日常化、生活化,逐步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祖道地位下降,让步于饮饯,祭神祝辞最终演化为临别赠言。今天我们临别之时经常说的“一路顺风”“一帆风顺”等,可谓最为简短的“祖道祝辞”了。

这样的文化基因既决定了赠序文的“意”,也决定了赠序文的“体”。姚鼐《古文辞类纂·序》抓住了赠序文的两个必要因素:一是临别之时“赠人以言”的遗意;二是未必以“序”之名归类,而应“依其体”。以这样的标准去认知,在赠序文的界定问题上,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赠××序”可能是赠答诗之序,而不是赠别诗之序,因为这些文章有的没有留别、离别之意。二是赠序文多以“送××序”为名,而不称“送序”“饯序”,是要取其“赠人以言”之意。叁是从体制渊源上来讲,赠序文脱胎于赠诗之序,是用于赠别的序文,在发展的过程中演变为众诗之序、无诗而徒有序的形式,所以只要符合临别“赠人以言”的遗意都可以称为赠序,不应以篇幅长短、有无赠诗来区别。四是从文体功能来看,赠序文是用于赠别的文章,所以题目中一般没有“饯”“送”“赠”等标志送别之词,而用于送别的文章,在赠序文范围之列;没有“序”等标志文体字眼的,而用于送别的文章,也在赠序文的范围之列。故赠序文自有其范式,而不是随意为之。

变化与发展:赠序文的生命源泉

赠序文兴盛于唐代,其从发展到独立经历了“诗前小序—众诗之序—赠诗附序—无诗而徒有序”四个阶段。继唐代文体独立之后,在宋代又得到了长足发展,进入了“序后附诗”的阶段。具体而言,“诗前小序”是赠序文的发展初期,处于从属地位,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解题,简单地交代创作缘由,从而使读者更清晰地理解诗歌的内容;至“众诗之序”,赠序文的解题功能下降,抒情功能增强,逐渐演变成描写集体宴会或送别时赋诗的盛况;至“赠诗附序”,个人在送别赋诗的同时,以赠序相赠,并与诗歌遥相呼应,或记叙或议论,其目的主要是补诗之不足,以增强感情抒发的效果;至“无诗而徒有序”,不作诗,只作序,这说明此时的赠序文已成为独立的文体,能够独自承担赠别功能,虽名为“序”,实则非序。到了宋代,赠序文正式进入了其发展期的第五个阶段,即“序后附诗”。序后附诗的赠序文证明了诗、文地位的互换,诗歌在此沦为了赠序文的附属品。如余靖的《送江秀才归庐陵诗序》,诗歌只是赠序文叙述中的一个部分,使赠序文更为完善,为其锦上添花而已。此文虽为诗之序,叙述的是作诗的缘由和背景,但从诗文内容含量、情感抒发、构思论理来看,其序远非其诗可比。诗前附序,在此已转化为序后附诗。

但无论怎样发展变化,赠序文赠人以言的文体功能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赠序文体的确立也是由其赠别功能完成的。基于赠人以言的深刻内涵,赠序文的文体功能主要为劝勉、延誉、祝愿等,在此基础上,随着文体的发展、成熟、流变,传道成为赠序文的主要表现内容。一种文体最活跃的时候,就是这种文体功能发挥得最为充分的时候。唐代赠序文传道功能的产生是赠序文在宋代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赠序文发展到晚唐五代之时,由于古文的衰落、人才的凋零以及赠序文本身文体功能的限制,它伴随着那个时代走向了没落。不过到了宋代,赠序文重新焕发生机,是由于它深化了劝勉、赠言的功能,表现出了新的文体特征。宋代赠序文中,劝勉、延誉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或者完全成为辅用。作者创作赠序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阐明义理,因此发展了论说一脉,多涉及文人思想,上至国家大事、为人为文,下至待人处事、生活琐闻,无所不包,极大地体现其展现个人情趣、个人见解的文化倾向,增强了赠序文的个性化和学术品位,突破了“赠序文为应用文体”的创作局限。正是由于宋代赠序文能突破应用文体的创作格局,没有同唐代某些赠序文一样流于应景之作,故而才能出现大盛的局面,被世人推崇。

守正与创新:赠序文的文体价值

在我国文学史上,赠别之言至唐大盛,并以诗歌为主要形式,其中原因多在于唐人对诗歌创作的热情以及超高的艺术水平。赠序文的出现及兴盛,打破了赠言必赋诗的局面,人们的交往方式也愈加灵活。不仅在唐代,而且在整个文学史中,赠序文都是一种可以替代赠别诗的文体。

“诗缘情而绮靡”,诗歌创作因情而起,赠别诗亦不例外。因此,赠别诗的创作就受到了情感表达的限制。首先,受赠之人要与作者关系密切,或亲人、或好友,这样才可能产生真实而强烈的感情。若是应酬、应景之作则难免走上为文而造情之路。其次,对于亲友离别一事,作者要有感而发,抒情言志,若是只作惜别,也不免千篇一律,令人生厌。赠序文熔抒情、描写、记叙、议论于一炉,避免了赠别诗创作中为文造情的弊端,其文体价值与发展空间即源于此。

在赠序文的分类研究中,有时会简单地将其分为送行之序和不送行之序,此“不送行之序”实际上并不是赠序文,而是赠序文的衍生体。清人曾国藩在《田昆圃先生六十寿序》中指出“寿序者犹昔之赠序”,即指赠序文体中衍生出了寿序。唐代之后,尤其宋明之时赠言之风盛行,此时赠言,非临别之言,各种庆典、有意义的活动、重大事件等都可以送人以言。吴曾祺《涵芬楼文谈》在赠序下分出五个子目,为序、寿序、引、说、附录。其中只有“序”为赠序,其他皆为序的衍生体。吴曾祺解释“说”为:“论辩中有此体,惟古人集中多有云某说为某人作,与名某说、字某说。其语气与赠序无异,故列之于此。”由此可见他所说的“说”体并不是赠序。薛凤昌在《文体论》中谈论“说”时曰:“是与论辩类中之说不同,古人集中,往往有‘某说赠某’,或‘为某作’,以及名说字说。欲其顾名而思义,实与‘赠序’一体也。”张相《古今文综》赠序下分“别序”“寿序”“赠序之其余各体”叁类。其中别序首先按“别序之体制”分为仕宦、督师、出使、佐幕、致仕、宁亲、答人、留别、合送数人、送特别人,十类;再按“别序之作法”分为称颂、规勉、解慰、感慨、讽喻、发挥,六类。《古今文综》把寿序按“寿序之体制”分为亲戚、仕宦、武功、布衣、学人、女寿、双寿、方外、初度序和自序,十类;按“寿序之作法”分为考论、规勉、感叹、慰藉、发挥、别体,六类。“赠序之其余各体”分为学艺、序治行、序武功、序交谊、序名字、序新婚、序筑室、序补博士弟子、序下第、序优伶,共十类。其中只有“别序”是赠序,其他皆不是。从张相的分类中可以看出,他把“寿序”“赠序之其余各体”归入赠序的原因是取其“赠”之意,但我们所说的赠序文却是临别之言,所以寿序等都是赠序的衍生体,并非赠序。

从文体的意义上看,赠序文在赠别诗之外,另辟一途,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赠别诗向为文而造情的方向发展;赠序文衍生体的出现,不仅充分证明了其完全脱离赠别诗的独立地位,更重要的是赠序文对古代散文文体的贡献。至于这些衍生体在后世的发展情况,就另当别论了。

纵观赠序文的发展历程,有来时、有去处,有起有落,兴衰迭起。其无诗词之高华耀目,无馆阁之先天优势,亦无通俗作品之喜闻乐见,正因如此,所获得的关注也并不多。然而,赠序文却总能在衰落之时保留火种,并在坚守文化基因的前提下不断调整战略,实现文体创新。传统文学至现代已新作寥寥,我们亦期待赠序文能代替金石珠玉,在今人离别之际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学、传统文化之雅致、可贵。

(责编:皮博、黄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