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品端,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市朱熹园考察时强调:“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朱熹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朱熹是儒学集大成者,宋代着名理学家,其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加强对朱熹的精神品格的研究整理,有助于我们更好赓续中华文脉,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自强不息”的精神。《易传》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它表现出中华民族奋斗拼搏、勇往直前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它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成为奋发有为的精神力量。朱熹是“自强不息”精神的践行者。在治学上,他身体力行“自强不息”的精神,如对“四书”的诠释,耗费了他后半生大部分的心血和精力。他说:“君子之学,不为则已,为则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也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治学精神,使朱熹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盖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四书”对朱熹来说,是一种精神客体。“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是就人的主体性而言,这种主体性,是指人同客体互相作用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创造性,是人主动进取、积极有为的内在潜力。
朱熹“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体现在治学上,而且表现在对待人生态度上。他讲人格,主张“人要有骨气”,在横逆面前要“硬着脊梁,无所屈挠”,敢于斗争。朱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如南宋时期的庆元党禁,禁毁理学,朱熹受到迫害。在这样的形势下,朱熹仍然讲学不辍,学术研究不断,临去世前叁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进取不挠、顽强拼搏的行为背后,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朱熹“自强不息”的治学精神和人生态度,激励了后来众多的学者。他们胸怀大志,在治学之路上秉承朱熹“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的奋斗精神,产出了许多熠熠生辉的鸿篇巨制,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诸多贡献。
“兼容并包”的胸襟。朱熹的“兼容并包”,在于解决人生的指导思想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儒家思想才能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才能真正深入人心,为多数人所接受。朱熹的学说,从重“五经”转向重“四书”,充分说明他的着眼点已经集中到道德修养和指导人生的方面。在秦汉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政治指导思想的解决上,却没有注意到一般百姓的道德修养问题,故其学说难以成为百姓日用之学。
朱熹的兼容并包,具有鲜明的创新精神。他对儒家的“四书”的阐释,有许多新认识、新观点,达到了当时理论思维的最高水平。正如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所说:“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陈荣捷也说:“学者每谓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其实朱子多多创新,乃完成理学。”
朱子理学的兼容并包精神,深刻影响着宋代以后中国文化的各方面,在中西文化、哲学融合发展的今天,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我批判”的意识。自我批判在先秦儒学中就已出现,秦汉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经学内部展开的古文与今文之争,就展现了一种自我批判精神。这种自我批判,经王充、张衡、荀悦等人的发展,成为一种传统。朱熹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把它贯穿在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中。如他对释、老的批判,并通过批判创新建构了以儒学为主体、吸纳释老之精华,又有别于释、老的新儒学(即理学)。
就哲学而言,它批判的本质,在于不断超越已有理论。朱子理学是通过自我批判形成的。如他把张载学说中的“气”,由“生物之本”改造为“生物之具”;他继承二程学说,又超越二程学说,把程颢、程颐理学思想中的不同倾向统一起来,并融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超越了张载和二程。
朱熹还特别重视批判方法,注重理性主义的分析。他说:“学问须严密理会,铢分毫析。”在朱熹看来,思辨工夫主要在于分析,他用吃果子来比喻,认为吃果子先要去其皮壳,再食其肉,还要把里面核子也咬破,才算到“极至处”。这也就是朱熹常对门生所说的,不能只“理会得个皮肤便休”,要步步深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己者”,还要进一步“求其所以然者何故”,直到“表里精粗,无所不尽”为止。所以,朱熹“严密理会,铢分毫析”的分析方法,把儒学的思辨性推进了一大步。
朱熹的自我批判精神,为后学开展学术创造活动,不断超越已有理论、返本开新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重视人生”的态度。人们重视人生,从先秦就开始了。荀子说:“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这说明荀子注重思考人与自然的统一问题。但对人与自然如何统一,用什么方法去统一,他没有进行更多说明。朱熹是极为重视人生的思想家之一。他对于“人”的问题,主要讨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和作用等。朱熹认为,道德行为的积累,是使人与自然界统一起来的一种方法。在他看来,道德行为积累到一定的程度,量变转化为质变,人与自然达到和谐统一,“天人合一”便随之实现。
儒家认为,在仁者的精神境界中,天地万物同为一体,一切人、物都是这个宇宙大家庭的平等成员。这种仁者,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朱熹就是通过发挥儒家的仁学,来达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使早期儒家的“仁学”上升为“生的哲学”。朱熹用“生的哲学”来拓展仁学,深化爱的内涵,突出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还用“生的哲学”把人道与天道贯通,将人道之仁扩展为天道之仁,把早期儒家仁的伦理思想大大提升了。
朱熹认为,达到仁者精神境界的人,就能得到“至乐”。而这种“至乐”的获得,不像佛教所说,到“彼岸”中去寻找,它就在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即“此岸”中。所以,朱熹特别强调在平常生活中,不断积累道德行为,不断去除非道德行为,以达到“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就是理学家们所寻求的所谓“孔颜乐处”。
在这里,朱熹不仅告诉我们怎样把人与自然界统一起来的方法,而且向我们指出了实现仁者精神境界的出发点和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