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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逸:清代太医的“赴军医事”

周云逸2023年12月04日14:57来源:

原标题:清代太医的“赴军医事”

作者:周云逸,系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学界一般认为,鸦片战争前,清代军队中既没有固定的军医,又无经常的卫生设施,只是临时应付,根本不能解决军队的医疗卫生问题。

事实上,在新军建立之前,清代军医往往由太医院派遣医官充任。这些医官有按制度规定随军出征的,也有清帝彰显殊恩临时派遣的。受各种条件限制,赴军医官的治疗效果因人而异,却也并非毫无用处。赴军医官在减少将士伤亡、稳定军心、保障战争胜利等方面的历史作用,需客观看待与评价。笔者利用清宫档案等资料,对清代太医赴军医事的制度、类型、疗效及作用进行简要探讨。

在努尔哈赤时期,已利用蒙医随军治疗受伤士兵。清朝统一后,边疆不稳,战乱频仍,太医随军出征成为常例。清代太医任锡庚《太医院志》记载了相关制度的一些情况:“由礼部堂官选派太医院官二员具题,驰驿前往,并遣兵部官一员,送至军前。”随军太医实行轮班制度。据清宫档案记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因与沙俄在黑龙江雅克萨地区开战,从京城派遣良医二人前往,一年一更换,为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医疗支持。从雍正十叁年(1735年)二月二十二日开始,随军太医的轮换时间由原来的一年改为二至叁年。

随军太医的升迁也有一定的制度,按定例办理:叁年期满更换回京,令该部将军出具考语保题,列为一等,准其以应得之缺,不论双单月,不入班次,即行补用。乾隆八年(1743年),在军营行走太医院额外吏目陈催叁年期满,照例列为一等,例应换回,但陈催具呈情愿再留军营效力叁年,得到批准。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期满换班时,陈催又恳乞再留军营效力叁年;乾隆十四年(1749年)期满,将陈催列为头等,准其加一级随带。可见,对于在军营出力甚多的医官,朝廷是会予以优待的。

随军太医享有一定待遇,“西陲案内,医生每名每百里口内给银二钱,口外每百里给银叁钱”(阿桂:《军需则例》)。在平定准噶尔与平定回部的战争中,随军医官是根据随军行程的远近来发放俸禄的。清政府对阵亡的随军太医也予以抚恤。雍正七年(1729年)太医院御医汤裔担任随军太医官,他阵亡后,遵照七品州判例加赠布政司经历,准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按其加赠品级发放丧葬费用及致祭银两,遣官读文致祭,由此彰显对阵亡太医的礼遇。

虽然军营有随军医官,但在将领病重时,仍需从京城派遣医生。因而在随军常例之外,清代太医也偶有奉诏临时入军疗疾的。据清宫档案记载,清代患病将领经赴军太医诊疗,成功治愈或者病情好转者不乏其人。征西将军祁里德曾患病导致手脚浮肿,体不能动,经雍正帝差遣太医杨天申、赫孟福诊治,不久即完全康复,行走骑马毫无妨碍。乾隆年间御医邓维翰奉诏入军治愈将军清葆的“伤寒后脾胃失调之症”以及喀尔喀副将军车布登扎布的“卒中风痰袭于经络之症”,展现出比较高明的医术。

清宫档案记载的太医“赴军医事”有一类较为特殊,即革职太医被派往军营效力赎罪。乾隆元年(1736年),宁远大将军查郎阿为太医院革职御医刘裕铎奏请回京的奏折中,提到刘裕铎于雍正九年(1731年)奉旨前往巴尔库尔军营效力赎罪,自到营以来,凡有差遣,不辞劳苦,满汉患病官兵经其治愈者颇多,查郎阿因此奏请宽免刘裕铎,准其回京。

治疗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清代赴军太医官职的升降。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大将军福康安于前往广西路上发病,初由太医院院使张肇基诊治,但因其医术平常,诊治无效,遂被解除职务,以示惩戒;后由御医屠景云治疗,颇见效验。屠景云在尚未回京销差的情况下,即被补授太医院左院判。

清帝下旨派遣医官前,一般都需要先接到患病将领或其同僚的奏请,这一过程通常需要数日乃至更长时间;加之一些患病或受伤将领不敢贸然请医,往往错失治疗的最佳时机。清代交通尚不发达,太医前往较远的军营费时较长,不利于重症、急症的诊疗,不乏赶到之前患者已亡故的情况。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七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患疽疾,无法办理公务,乾隆帝获悉后,即令喀尔吉善之子定敏,带外科太医一员驰驿前往诊视,然而尚未到闽,喀尔吉善便已去世。因此,考虑到军营路途遥远、路况复杂等现实制约因素,清帝有时不得不放弃从京城派医,而采取从当地就近派医、加急驰寄药物等方式为患者治疗,以期能够缓解其病情。

清王朝征伐频繁,作战范围广,作战区域气候与地形复杂,作战形式水陆兼备,没有成熟完备的后勤保障是难以支撑的,因而派往军营的医官作用十分重要。康熙二十年(1681年)八月,清军赴云南征讨吴叁桂,染疫将士颇多,康熙皇帝获悉后,即令太医胡养龙、王元佐驰驿前往诊治,取得较好疗效,稳定了军队战斗力。某些特殊情况下,清代太医对担负重任的高级将领的有效治疗,对维护局势稳定至关重要。乾隆五十八年,清政府获悉安南国国王阮光平病故,即降旨封其世子阮光缵为安南国王。为防止当地出现变乱,乾隆帝命大将军福康安由四川取道湖南,日夜兼程赶赴广西,密行体察,随时应对。然而福康安于途中发病,难以支持,于是乾隆帝即派御医屠景云前往诊治,使福康安病情有所好转,能够妥善处置局面,完成了使命。

客观而言,长期接触患病或者受伤将士,促进了随军太医对军中常见疾病或伤情的认知,从而促进了治疗技术和效果的提升。如清初曾在关外发现青腿牙疳,以两腿肿胀发青、牙齿腐烂疼痛出血为主要症状。雍正年间北路随军太医陶起麟经过临床试验发现,用马脑治疗此病的效果远超马乳,同时令患者兼服活络流气饮、加味二妙汤,外用砭法,即可使患者不数日而愈。陶起麟治疗青腿牙疳的组合疗法在军中逐渐沿袭成为惯例。此外,不论是随军出征还是临时赴军治疗,太医提供的医疗保障,对于鼓舞士气、赢得战争胜利,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表现在君臣关系上,清帝派医官为将领治病,既笼络人心,拉近远征在外的将领与皇帝之间的距离,也借此及时掌握边疆局势,反映了皇帝对将领和战事的有效掌控。

当然,总体而言,清王朝派往军中的医官数量很少,军营医疗条件有限,往往难以应对大规模突发的疾病特别是疫情。在乾隆年间的清缅战争中,官兵染疫者甚多,总兵吴士胜、副将军阿里衮、水师提督叶相德先后病故,主帅傅恒亦染瘴疠。尽管太医院院使陈世官奉旨前往医治,但无奈傅恒病情已重,终难治愈。清军虽收复孟养、木邦、蛮暮等土司之地,但损失惨重,因染疫而病故的将士人数超过阵亡数量,这也反映出当时赴军医官人数有限、治疗效果不佳的状况。

(责编:皮博、黄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