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敬仪，系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出自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家张载的《横渠语录》，冯友兰先生称之为“横渠四句”。一千多年来，“横渠四句”震烁寰宇，传诵不绝，成为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也引用此话，强调“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今天我们重思“横渠四句”的内涵，对于构建命运与共的伦理精神、确立人心和善的道德秩序、传承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建设美美与共的美好世界，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为天地立心
“为天地立心”是张载探究对于天人关系问题的哲学根基，在“横渠四句”中具有统领甚至本源的地位和作用。其核心内涵是指儒家精神文化倡导的，每个人都应有的道德自觉与精神境界，并主动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大宇宙情怀和生命共同体意识。在中国哲学中，天地之心并不意味着这个天地是有意识、能知觉、能思维的存在，而是指天地、宇宙、世界运行的一种内在的主导力量，或者称之为宇宙生生不息的动机和来源。“天地之心”最早见于《周易》《复》卦彖辞：“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卦卦象是冬至之后，阴气剥尽，一阳复始所见到的天地之心，可见，天地之心与天地化育万物相关。张载的解释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意为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养万物。因此，天地的好生之德就体现为天地之心。《周易》讲：“生生之谓易。”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也曾在“绿满窗前草不除”中体会生生之意，“生生”何以是天地最大的德性而成为天地之心？
一是，“生生”赋予了万物以平等自由的生命权。《诗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邵雍在《观物外篇》中说：“动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意思是万物化生各有其规则，得其和以生，得其养以成，生命不同的形式和种类取决于自我内在生命的规定性而非他者。所以，世间万物都是平等自由的，人也只是宇宙大化流行的参与者而非裁决者，这在张载“民吾同胞”的思想中表现为百姓皆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皆为我同类，因此，“生生”是一种自然权利，世间万物皆应受到尊重、敬畏、珍惜，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二是，“生生”是一种至上美德。朱熹说：“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张载说：“无我而后大，大成性而后圣。”意为天地之心是充满仁爱和善意之心，它创生万物无所偏倚，周乎万物无亲疏差等之分，天道自然之善灌注在世间，成就了万事万物的本性，所以人性与物性、与天地之性也是相通的。正因为人有“生生之仁心”，所以见孺子入井、鸟兽悲鸣、草木毁折、山河破碎，自然会生不忍之心、怜悯之心、顾惜之心。张载经常说要“大其心”“扩其心”，人类只有超越一己私利，才能成就天地万物的生生之意，这是至上的美德和最高的善。
为生民立命
“为生民立命”是为“天地立心”这一主题的延续，是指儒家为天下百姓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确立道德秩序和人生方向以及共同的社会价值准则。“立命”沿着孟子思想展开，《孟子·尽心上》有云：“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将命分为“正命”和“非正命”，尽道而行即为“正命”，反之就是“非正命”，所以他主张士人君子要修身养性，养吾浩然正气。与之稍有差别，张载的“立命”将范围扩充到天下百姓。“生民”最早见于《尚书》，就是人民或百姓的意思。“为生民立命”就是为百姓提供安身立命之学。
一是个体精神生命的安顿。张载将“命”分为“德命”和“气命”，“德命”是受道德理性支配的力量，“气命”是富贵贫贱寿夭祸福的偶然结果，他主张要在“德命”上下功夫，以“德命”驾驭“气命”，以此来唤醒人的道德自觉。张载在《正蒙》中说：“尊道贵德，乐天知命。”儒家文化的“天命观”更多的是一种人文价值的道德指向，即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将仁义发挥到极致，才能“上达则乐天，乐天则不怨”。事实证明，没有仁德的人经不起困顿、贫贱的考验，也经不起安逸、富贵的诱惑，所以，只有“安仁”才能在人生旅途中作出正确选择，掌握自己的命运。
二是全社会共同的价值准则的确立。民族国家的共同体不仅是靠制度建构的法的共同体，而且是有共同道德和文化认同的信仰共同体，这是价值准则在任何社会都须存在的必要性之所在。张载在《经学理窟》中提出：“仁不得义则不行，不得礼则不立，不得智则不知，不得信则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仁”是人之安宅，“义”是所走正路，“礼”是社会规范，“智”是道德认知，“信”是信守承诺。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当今社会中对于帮助民众实现人心和善、规范社会行为、树立共同理想以及凝聚社会共识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为往圣继绝学
“为往圣继绝学”是指儒家知识分子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场，通过“道统”的传承和发扬，完成文化传承以及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的士风再造。“往圣”之说源于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在《原道》篇中提出的“道统”思想，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思想一脉相承，孟子之后，圣学不传，“道统”断裂。“道统”概念的提出源于佛老思想在唐代的迅速发展，儒家知识分子认为，佛家和道家的“消极无为、游出于世”间接导致了原儒精神丧失。宋代以降，面对佛教“出世”盛行，知识分子急需创建一个新的政治文化传统来维持世道人心，找回人伦世界的价值和意义，这从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勃兴和积极入世精神的阐扬。
一是促进历史文化复兴，学以成人。张载的价值观经历了“出入佛老，返于六经”的过程，他反对“以心法起灭天地”，既然天地是生生不息的，那么这个世界就不是佛教所说的虚幻、寂无的世界，而是实实在在、充满生机、有积极意义的世界，所以，人应该在宇宙的大化流行和现实世界中寻找万事万物的所以然和人伦日用的所当然，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分。他主张传承圣贤学说，承继圣人之志，“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最终目的是“学以成人”。在张载看来，为学的根源，在于对社会的关怀、真理的追求还有信仰的坚守，为学是为人的基础，为人是为学的目标，通过阅读经典，穷理尽性，学习圣王广教天下，涵养圣贤气象，成就圣贤人生。
二是为勇担文化使命提供精神支撑。国家之魂，文以铸之。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和血脉，也是良好政治秩序的根基，“道统”的确立在于其历史思想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而文化得以传承，经典作品是最重要的载体，是经过历史检验而具有恒久价值的作品，是公共性的精神资源和道德资源。几千年来，经典作品在维护国家统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文化主体性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新时代，每个人都应坚定文化自信、奋发有为，勇担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和使命。
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为万世开太平”是他一生最大的理想追求。其核心含义是指儒家倡导的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即每个人都要充分挺立个体在宇宙大化中的主体性，成就家国天下的责任担当。“太平”即社会安定，百姓富足，时世和平。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吕氏春秋》就有“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的说法，经过历代思想者的阐发，成为中国人一以贯之的愿景和追求。但张载并不限于当下社会的太平秩序，而是以更深远、更广阔的视野，希望为无穷后世开创出千秋万代的太平基业，体现了他的政治主张。
一是为百姓创造富足安泰的有道社会。中国自古主张富民厚生，众安道泰。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恒产”是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物质资料，“恒心”是民众对于统治者维护之心的持久性或恒长性。张载体察农民疾苦，为改变贫富不均，提出“家不富，志不宁”“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的经济主张，同时对于贫民耕而不免于饥、富民坐而饱于嬉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猛烈批判，希望以此来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民富国强的美好愿景。尽管最终未能落实，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张载一生充满雄心壮志，心怀天下苍生，少年时期即对兵法感兴趣，渴望有朝一日能报效国家。他渴望叁代之治，发出“望太平”的期盼，体现了修齐治平的天下情怀。“为万世开太平”源于中华民族戒慎警惧、执中守正的忧患意识，表现了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奋斗精神，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倘若每个人都能念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太平美好的共同体秩序就会成为可能。
“横渠四句”是相互贯通的体系，也是张载一生的事业，集中体现了张载一生对个体、社会、文化、世界的责任担当和博大胸怀。民族英雄文天祥、清代名臣曾国藩、共产党人李大钊、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等都曾借用这四句话，表明立志情怀，鼓励国人为社会多作贡献。“横渠四句”直到今天仍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