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义天，系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教授
美德伦理学是当代伦理学最重要的前沿理论之一。尽管这一学术概念的创立源自英美学界在20世纪中叶的讨论，但是，其中蕴涵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旨趣却是当代伦理学理论亟待回应和发掘的共同内容。事实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复兴与发展，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学者的积极参与和深度反思，美德伦理学已经从一场西方学界的内部潮流演变为一场横跨东西、彼此互鉴的伦理学公共探究，发展成一种理解伦理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推动伦理学基础理论创新，建构中国自主的伦理学知识体系，必须让美德伦理学的研究面向历史与未来。
美德伦理学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作为20世纪伦理学的重要事件，美德伦理学在当代的复兴吸引了几乎所有伦理学者的目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深入探讨，美德伦理学至今已衍生出幸福主义、情感主义、多元主义等主要分支。同时，借助与知识论、心理学、法理学的融合，它进一步发展出美德知识论、美德心理学和美德法理学等交叉前沿领域。总体而言，美德伦理学以美德概念作为核心或基础，重新理解伦理生活与伦理知识的经验本质，重新构造道德行动与道德反应的心灵模式，重新确立人类本性与共同生存的自然样态。
然而，我们越是更多地接触美德伦理学的文献，更深入地了解美德伦理学的历史，更逼近地观察美德伦理学的形态，便越会对美德伦理学的状况感到困惑。
一方面，美德伦理学尤其是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发展状况，要比人们通常以为的复杂得多。比如，很多人认为美国哲学家麦金太尔及其《追寻美德》堪称当代美德伦理学的代表人物和着作，可是，麦金太尔本人却拒绝承认自己是“美德伦理学家”。又比如，很多人觉得英国哲学家威廉姆斯对现代道德哲学的批判以及对古典伦理思想的召唤意味着他隶属于美德伦理学阵营，可是，该阵营内部的学者们却更愿意把他看作一位值得尊重的启发者或同盟军。还比如，很多人因为看到美国哲学家纳斯鲍姆在古希腊悲剧和希腊化文本中挖掘出不少有关人格与美德的议题，便认为她开出一条新的美德伦理学路径，却没有注意到她甚至连“美德伦理学”这个概念都觉得多余和不必要。概言之，我们迄今为止围绕美德伦理学及其代表人物所形成的一些固有印象，也许流于简单和肤浅，亟待反思和重构。
另一方面，美德伦理学尤其是当代美德伦理学的理论内容，又要比人们通常以为的丰富得多。比如，面对当代美德伦理学与伦理学史上各种美德理论之间的明显差别，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美德伦理学的历史性，区分“历史形态的美德伦理学”与“理想形态的美德伦理学”，区分“作为思想运动的美德伦理学”与“作为思想观念的美德伦理学”。又比如，面对理论哲学针对美德伦理学的质疑与挑战，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美德伦理学的普遍性，尽力在美德伦理学的主要文本内部寻求并论证其普遍必然的要素。还比如，面对美德伦理学的复兴对当代伦理知识与伦理文明带来的冲击，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美德伦理学的全球性，在中国、印度、拉美等文明类型中，在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类型中探寻不同的美德伦理学形态。概言之，人们迄今基于美德伦理学的基本特质所提出的一些命题，也许仅仅是对西方话题的概括，亟待拓宽和展开。
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从更开阔的视野出发，更加深入地了解美德伦理学尤其是当代美德伦理学，乃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们如今对美德伦理学的接触和阅读，就不能停留于那几本尽管耳熟能详但却相对久远的作品，还应该追踪当前的最新前沿文献，关注21世纪以来的多元发展动态。而这种追踪和关注，首先要求我们秉持开放的平常心，搁置内在的执念与成见，既不必纠结于“儒家伦理学是不是美德伦理学”的问题，也不要执着于“是用康德伦理学来统合美德伦理学，还是用美德伦理学来排斥康德伦理学”的困惑。只要我们充分涉猎并了解当代美德伦理学的新近文献，那么，许多类似的问题其实都能找到比现在的宗派之见更好的解决办法，而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建构也能收获比现在的局部领会更好的解释方案。
美德伦理学的历史渊源与多重资源
承认美德伦理学尤其是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复杂性与丰富性，需要我们对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内涵外延、主要阶段、基本观点予以如实描述。尽管这种描述构成美德伦理学思想进程的一部分，但它却并未囊括美德伦理学的全部历史，更没有充分解释美德伦理学究竟具有怎样的历史渊源。毕竟，当代美德伦理学者自己也承认，“所有的美德伦理学理论都植根于更早一些的美德伦理学形态，有些是古代，有些是近代的；而且，事实上，大部分在当代理论中存在的最重要的差别，都可以追溯到它们在历史渊源中的差别”。
因此，对美德伦理学来说，一项必需甚至紧迫的研究任务就是，针对美德伦理学的历史渊源与历史形态进行完整的梳理与详细的阐述。这意味着，我们要把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各种以美德概念为核心或基础的伦理学说筛选出来，加以如实地概括和连贯地叙述。或者，我们要从美德概念出发，根据当代美德伦理学已经提炼的问题框架，重新观察伦理思想史，收集历史上的伦理学说所提供的有效答案。当然，鉴于“美德伦理学”本身是一个现代术语，因此，所谓美德伦理学的历史渊源只是在家族相似的意义上得到界定和理解的一系列美德理论。但正因如此，反而为美德伦理学的历史渊源提供了更加广泛、更富弹性的边界与空间。
于是，我们必须突破现有的西方叙事和知识体系，而将世界范围内其他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的思想资源纳入其中。我们不仅有必要回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休谟、尼采等西方哲学家的美德理论，考察印度文明、中东文明的美德观念，更有必要引入孔子、孟子、庄子、朱熹、王阳明等中国哲学家、思想家对于美德问题的系统思考与深度反思。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当然并不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家，他们也无须承诺提供一套现代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体系，但是，他们的思想却可以被视为针对美德伦理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从而有助于为美德伦理学的当代建构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不仅如此，美德伦理学的根本宗旨在于通过完美人格的刻画，从而揭示积极的人生状态，因此，对美德伦理学的历史渊源的讨论完全可以超出上述经典哲学文本，而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到文学经典和史学经典中去探求，甚至直接到史实和现实中去把握。在那里，我们反倒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到人性的高贵或卑劣，更加具体地看到美德或恶德的演绎方式，也更加完整地看到伦理思想同整个人文知识系统的交互影响。一旦打开历史的思路，那么，我们不仅可以在西方的史诗或戏剧中有所收获，更可以在中国的各类文献——如《史记》这样的纪传体史书、《世说新语》这样的人物品评记录集，抑或《西游记》这样的通俗小说文本中发现我们这个文明对于美德的历史意识或历史观念。
美德伦理学的现实关怀与未来指向
作为当代伦理学的一种基础理论，美德伦理学有其知识门槛。但是，作为一种反对抽象的道德普遍性、重视道德行为者的心理状态与行为语境的伦理知识，美德伦理学却又拥有更加饱满的现实关怀。这典型地表现在美德伦理学作为一种方法而被运用于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过程中。
应该看到，几乎所有的应用伦理学都是对人类活动的某些具体部门、分支或领域的探究，目的在于发现其中的伦理内涵、道德意义与规范标准。于是，直接从这些活动的主体（道德行为者）着手，提炼他们在现实生活各领域中所需要的品格特征，进而营造人类活动在具体领域的繁荣或卓越状态，无疑是一条重要的讨论路径。比如，在环境伦理研究中，美德伦理学把美德解释为能够同时增进人与自然福祉的品格特征，从而发展出一种环境美德伦理学。在法律伦理研究中，美德伦理学通过对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的品格状态的考察，从而发展出一种法律美德伦理学。更重要的，在涉及生物医学、人工智能、航天探索等面向未来的科技前沿领域时，美德伦理学也在发挥着巨大影响力。比如，美德伦理学会关注在医药研发和医疗服务的过程中，行为者的道德推理与情感反应；会关注在人工智能的研制和运用过程中，开发者与被开发者之间的道德地位与行为模式；还会关注在太空科研乃至星际开发的条件下，人类面临的全新道德环境及其人性表现。概言之，科技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指引着美德伦理学的未来方向。
然而，美德伦理学的未来指向不仅仅限于以上环境、法律、科技前沿等现实场域。作为一门伦理学分支，它能否提升自身的知识含量或技术门槛，同样也影响到人们对它的关注和参与程度。因此，一方面，美德伦理学需要进一步完善论证，提高自己的哲学思辨性，将伦理学的讨论同存在论、知识论、价值论的研究结合起来，将道德哲学的命题同心灵哲学、行动哲学、政治哲学的发展结合起来。凭借美德的概念视角，我们不仅要能贯穿伦理学内部的主要板块，而且要能打通哲学不同部门之间的深度联接。另一方面，美德伦理学还需重视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现代社会科学的支援或约束。心理学对于品格特征是否存在的挑战，社会学对于人际关系是否影响实践推理的反思，人类学对于共同生活何以促进美德发展的讨论，等等，都是美德伦理学在当前和今后需要面对的重要议题。
当然，作为一种与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知识与方法，美德伦理学对人类生活的未来样式的总体理解，将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它能否在未来的思想舞台占有一席之地。因此，美德伦理学的研究者必须认真考察人类发展的现实状况与可能路径，进而追问，何种社会发展模式才是以更加卓越的方式塑造个体品格、建构社会秩序、实现共同生活的实践方案。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传统以及我们目前正在推进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将会通过美德伦理学的视域而获得更大的普遍意义与未来价值。因为，我们不仅有能力从中华文明这个饱含美德思想的文化传统中开掘出一种美德伦理学的知识范式，而且，我们也更有责任去论证，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何以在塑造更加卓越的人类品格、创造更加积极的人类生存意义上开创出一种美德伦理学的生活范式。毫无疑问，中国学人的自觉参与和自主建构，将会使美德伦理学这项研究因为中华文化的赓续传承和新时代中国的生动实践而愈加别开生面、推陈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