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 深，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什么是美国资源保护运动？对熟悉美国环境政治史的学者而言，他们耳熟能详的定义是：资源保护运动是一场发生在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时期，应对美国“资源不竭”神话的破灭，由联邦政府领导，专业人士实践，明智地利用、科学地管理其国家自然资源的运动。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海斯定义，因为其出自政治史家塞缪尔·海斯出版于1959年的着作：《资源保护运动与效率的福音：美国资源保护运动，1890-1920》一书。此书出版后，海斯声名鹊起，该书也成为环境政治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环境史研究者开始反思、批评海斯对资源保护运动的定义。
在一部分学者看来，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环境政治并非局限于资源保护，事实上，在国家公园的建立中，它也表达了对保护非功利性自然之美的向往与努力。另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海斯忽略了这一时期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没有看到这场运动中社会正义与环境公正之间的关系。还有一部分学者指出，海斯的讨论仅着眼于城市之外的自然资源，对发生在城市内部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视而不见。例如拙着《城市自然化：〈园与森林〉与美国环境主义的兴起》着墨于资源保护运动的城市渊源，认为它是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专业人士对城市环境，以及对与城市息息相关的审美腹地如城市园林、国家公园所作的改革，其对工业污染的忧虑，对自然风景的向往，对城市中人与自然之间情感断裂的关怀，均与半个多世纪后被称为“环境主义”的运动声气相通。
此外，海斯还将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社会简单地定义为一个生产社会，认为美国的消费社会兴起于二战之后。但是众多专治美国经济史、社会史的学者都指出，美国在19、20世纪之交已经进入消费社会，与此同时，机器的转轮并不会因为消费社会的出现而终止，只会更加高速地运行，彼时的美国已经出现消费与生产的遭遇与迭加。因此，对美丽、健康、永恒的热望并非20世纪下半叶环境主义兴起之后的新事物，而对效率的追求也从未在20世纪之后的美国环境政治中停止过。
事实上，海斯对生产社会的强调仅看到美国社会结构变化的表征，并没有揭示其本质。环境史家唐纳德·沃斯特在其《萎缩的地球：美国丰裕的兴衰》一书中对资源保护运动从另一个角度做了一个饶富趣味的解释。他认为，这个时期社会转型的核心在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在沃斯特看来，虽然所有重要的美国资源保护倡导者如西奥多·罗斯福、吉福德·平肖、查尔斯·萨金特，甚至约翰·缪尔都将其思想渊源追溯至乔治·马什及其出版于1864年的着作《人与自然》，但是占据马什思想核心的是农业社会的资源保护，而非工业社会的资源有效开发与利用。在重审“肠辞苍蝉别谤惫补迟颈辞苍”一词原具的词义后，沃斯特指出，新一代的资源保护改革者令其含义由原有的保护变为合理利用，以追逐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最终目的——增长。所以，马什虽然身处工业社会边缘，但是转身凝视过往的农业群体，冀望以节制的农业道德羁縻工业主义在劫掠自然财富中的狂飙放纵，他属于农业时代资源保护的最后一代。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强调的是生产方式的变化，若从生活方式的层面来看，此时的美国也同样由一个乡村社会转型为一个城市社会，而这正是其社会结构变化的根本。城市社会是现代世界的载体。它的形成并不仅在于城市数量与城市人口的增加，也不仅在于农业向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型，还在于城市文化构成一个社会根本的组织形态、行为模式与思维方式。更进一步，城市社会带来的不只是人类群体组织关系的变化，还有人与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变化，正是这一层关系奠定了19世纪末出现的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基础。
归结而言，这场运动是在美国社会经历向城市社会转型的时期，对其自然资源进行的结构性与规模性重组；在这个新社会寻找自身秩序的同时，它也在为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制定新的秩序。此时自然资源的内涵变得丰富起来，它不仅包括传统农业社会所熟知的水、土壤、森林、动植物这些在城市社会运转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但使用方式和目的发生微妙变化的资源，还包括维系工业生产的化石能源和满足新需求的各类新矿产。同样，在城市社会中，自然也可以变成各种类型的审美资源、休闲资源、健康资源，如国家公园、城市绿地，新鲜的空气，清爽的海滨等。甚至也可以成为教育资源与道德资源，例如在同时期兴起的各类自然教育、童子军运动中，自然成为美国新兴城市社会中承继边疆传统、建构美国民族性的特殊资源。
自然资源的多样化源自城市社会的复杂性和组织方式的紧密性。一方面，复杂社会催生复杂欲望，审美不再是精英阶层的专利，健康成为普通人认知中的基础配置，不同的个体与群体都开始产生更为广泛的超越基本生存的需求，自然在城市社会中的定位也相应地发生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当人们离开乡村形塑的熟人社会，似乎在社会网络中变得更加独立自主，但事实上，他们对社会机器的良好运转变得更加依赖。当大部分人不再生产自己的食物，不再担水砍柴，不再纺线织布，当绝大部分人的水、食物、消耗的能源、消费的商品都来自他处的时候，必然要求对自然资源的秩序做出根本性的重组。个体与社区都无法以他们所熟悉的方式取用自然资源以满足自身的需求，要求组织性的机构如大型公司或者政府对各类资源进行规模性、专业性地开发与利用，要求来自不同地方的水、矿、植物、动物用火车、轮船、引水渠、输油管等各种渠道汇集一处进行生产，也要求在城市中整合自然的审美与健康资源。
正是在一个新兴城市社会重重迭迭的新需求中，资源保护运动应运而生。它的基调不再是对旧日农业社会匮乏恐惧的回应，而是对通过审慎的法律与科学的技术，维护自然的丰裕，并从中创造更多资源以满足未来不断增长变化的欲望的乐观期待。的确如海斯的批评者所言，资源保护运动具有多重面相，内中不乏矛盾龃龉，因为这场运动本就是那个发生结构性变化的社会的镜像。在那个复杂的社会中，无论是人抑或开始为他们所重组的自然都无法回归从前的体系，而他们所眺望的未来也将以新的危机与焦虑挑战他们的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