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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峰:以杜还杜:古籍整理还原文本原貌

王东峰2024年05月07日13:08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专刊

作者系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后期资助项目“国家图书馆藏宋版《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校注”负责人、长江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

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资源。“书叁写,鱼成鲁,虚成虎”,在长期的传抄、翻刻等流传过程中,古籍文本难免会出现讹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宋版《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以下简称《分门集注》),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但在文本和编排上存在一些讹误和瑕疵。古籍整理要想“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就必须在底本、校本的选择以及校勘方法上精准细致。

整理缘由

宋代号称“千家注杜”,雕版印刷事业的繁荣,为杜集整理成果的刊印和流传提供了极大便利,然而目前存世的宋刻杜集仅19部(其中2部尚存疑),而只有其中的2部《分门集注》为完本,其他宋版杜集均为残册或存在阙页补配的情况。

《分门集注》是南宋建阳坊刻本,“写刻雅丽,为建本之至精者”,但讹误和瑕疵较多。《续修四库全书》本提要说:“此书编纂似未经学人之手,纯为坊间书贾所为,粗制滥造,为学者所诟病。”细读文本,发现此书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所录杜诗有脱漏和重出,如卷四《秦州杂诗十七首》,实为十六首,脱一首。卷十二《壮游》“国马竭粟豆”下,脱“官鸡输稻粱”句;卷二十《送高叁十五书记》“又如参与商”下,脱“惨惨中肠悲”句。个别诗歌前后重复录入,如卷九“外族门”的《奉送崔都水翁下峡》,复见卷二十一“送别门”。二是所集注释多有错误,如卷十五《扬旗》:“材归俯身尽。”王洙注:“鲍昭(照)诗云:俯身散马蹄。”按:王洙注误。此非鲍照诗,乃出自曹植《白马篇》。叁是门类琐细且归属不当,编者以杜诗内容所表现的主题,将其分为雨雪门、月门等72门,但由于门类过于琐细,导致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所作的杜诗被强行割裂,分编于不同的卷次。如卷二十四“花门”的《江头五咏》,仅录《丁香》《丽春》《栀子》叁题,却将《花鸭》《鸂鶒》二题编入卷二十叁的“鸟门”。

不过,作为现存最早的宋刻杜集纸质文献,《分门集注》在保存杜诗异文和版本校勘、旧注辑佚等方面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传世宋刻杜集,以编年本和分体本居多,分类本极少,此书就属于分类本,为研究者按照诗歌题材和诗歌内容研究杜诗提供了便利。此书还收录了大量的杜诗伪注(主要是托名王洙注、苏轼注),从文献参考的角度出发,这些伪注也有一定的资料价值。从杜诗版本学史上看,此书上承“门类杜诗”,下启“分类千家注”,是“门类杜诗”与“分类千家注”中间一个过渡的本子,具有重要的版本学价值。

基于上述考虑,对《分门集注》校注整理,不仅是为学术界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丰富原料和思想资源,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古籍、充分利用古籍,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服务。

甄选底本

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因传抄、重刻、注释、批校等原因,常常有几种不同的版本。因此,古籍整理的第一步就是要广搜异本,再通过认真比较,确定校勘所要用的底本,作为整理的依据。底本选择是否确当对古籍整理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一般来说,时间较古、内容完整、刻印精良、通行易得、讹误较少,是确定底本的原则。

宋刻《分门集注》现存3部,都属同一版本,分别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潘宗周藏本、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翁同龢藏本,这两种都是足本;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是仅存叁卷的傅增湘旧藏残宋本,后世未见重刻和传抄。20世纪初张元济辑印《四部丛刊初编》时,即借国图收藏的潘宗周藏本为底本影印,此后的《续修四库全书》《中华再造善本》本也皆以潘氏藏本为底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本,因属珍贵文物而不易获取。《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质量不佳,书中字体笔画多、墨色或底色深的文字,常常糊成一团,不可辨识。《四部丛刊》在影印时,将原书开本缩小至32开,并对底本部分漫漶的地方或阙字作了描润和补写。唯《中华再造善本》是对底本的原貌影印,高度保持了底本“刻印精良”的特点,且通行易得。是故,通过比较众本,我们在对《分门集注》整理时,就选定《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作为底本。

筛选校本

古籍整理,就是要将底本再次置于着作者创作时的场域中,通过其他相关文献来纠正底本在流传过程中的种种错误,包括字句的讹误、篇章的错乱等等,以期恢复其文本的正确面貌。因此,在校本的选择上,就需要选择那些曾直接或间接影响过底本的文献。

杜集在宋代号称“千家注”,但各书征引的校注成果多有交叉重合;自宋以后产生的杜集文献亦不胜枚举,但这些晚出杜集的文献校勘价值远逊于早期的杜集异文。《分门集注》是在之前的《门类增广集注杜诗》《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以下简称《百家注》)的基础上编纂而成,且其所引注家,亦多见于与其成书时代较近且校注质量颇佳的《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之后出现的元版《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以下简称《千家注》)及《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以下简称《杜诗补注》),与《分门集注》有极为密切关系。另外,北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翰林学士王洙取秘府旧藏及他人所有之杜集,整理编辑成《杜工部集》二十卷。至嘉祐四年(1059),苏州郡守王琪将王洙本杜集重新编定刊行,这就是后人所称的“二王本”。这个本子是所有杜集之祖本,此后问世的杜集的批点、集注、编年、分体、分类之作,均由此本化出。清代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广泛搜集前代、尤其是宋代学者的注杜成果,并谨慎地引用,被学界公认为注杜的集大成着作。《四部丛刊初编》虽然与底本是同一版本,但它在影印时对底本一些文字漫漶或阙字作了描润和修补,对个别讹误作了校改,因而亦有一定的校勘价值。《分门集注》所引注家以赵次公注最多,而今人林继中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以下简称《林辑赵注》)校勘精审,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另外,《分门集注》是杜诗文献专书,而非集大成式的汇编汇校汇注本,因此在校注整理时选择上述几种本子作为校本。

校勘宜慎

古籍校勘的目的是存真,因此不宜轻改文字,但为了恢复古籍本来面目,有时候又不得不校改文字,所以严肃的学者在校勘时,都会采取严谨审慎态度。比如北宋学者彭叔夏在《文苑英华辩证序》中说:他在十二叁岁时抄录《太祖皇帝实录》,有一句“兴衰治囗之源”阙一字,认为必是“乱”字,但并未校勘,后来得一善本,原来是“忽”字。正是由于对古籍校勘持审慎态度,才使得彭叔夏的《文苑英华辩证》一书取得了显着成就。《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叔夏此书,考核精密”,“乃校雠之楷模”。

《分门集注》所征引的各家校注成果,或增删文字,或改动文字,或调整语序,大都非原文引用,所以在校注整理时,凡底本校注文字与他本字异而意通者,一律不校。但若底本校注文字明显讹误,或正文与他本文字不同者,则据他本校勘,出校记。如《古柏行》:“月出寒通雪山白。”校记:“雪,原作宣,字误。据注文及《宋本杜集》《九家注》改。”

《分门集注》所引文献,作者多有张冠李戴之误,为保留底本原貌,一律不改,但出校记予以说明。如《从驿次草堂复至东屯茅屋二首·其一》:“山险风烟合。”王洙注:“江淹赋:风烟有鸟道。”校记:“按:注误,非是江淹赋。乃出自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诗。”有许多征引文献的题名省称,为便于读者检核和避免冗复,一律加括号补全,不出校。如《春日忆李白》:“清新庾开府。”王洙注:“《(为)萧扬州荐士表》:辞赋清新。”王洙注所引,题目脱“为”字,如不补写,就会误以为是萧扬州《荐士表》,而其作者实际上是任昉。再如《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世故莽相仍。”王洙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云: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

卷十四 末页录得题跋   作者/供图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残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   作者/供图

宋刻本中有混用繁简字的现象,《分门集注》也是如此。如无与无、尔与尔、尽与尽等,为保留底本原貌,对这些繁简字一律不作统一,照底本录入。底本与他本不同的通假字,一律不改,这一校勘原则,唐张守节在《史记正义·论字例》中就已指明:“《史》《汉》文字,相承已久,若‘悦’字作‘说’……不可更改。”但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有些通假字宜出校。如:卞,《百家注》《杜诗补注》作“辨”。校记:“按:卞通辨。”

在具体的校勘处理中,如遇多种文献可供选择,则认真研读,审慎选择,以最大限度保留底本原貌。如《入衡州》“迁延胝研疮”。“研”字,显系文本流传过程中造成的文字讹误,应予以校勘订正。“研”字,元版《千家注》作“胼”,《林辑赵注》作“趼”。从字形上分析,底本的“研”与“趼”字更接近,所以校勘时取《林辑赵注》而舍《千家注》。再如《重送刘十弟判官》“先鞭不滞留”。注文:“刘琨与亲舅书曰:枭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着鞭耳。”按:这段话是刘琨于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出任司州主簿时所说,而其舅郭奕早已于晋武帝太康八年(287)去世,“舅”字当是文本流传致误。《晋书·刘琨传》作“故”,《世说新语·赏誉第八》刘孝标注引《晋阳秋》作“旧”,都可据改。但“舅”与“旧”,应是同音字而讹,底本原来的文本,应是“旧”字,所以校勘整理时取《世说新语》刘孝标注而舍《晋书·刘琨传》。

杜甫和杜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作为杜甫诗集的早期刻本,宋版杜集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是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重要资料,也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古籍整理要改正其中的文本错讹,让更多的人准确地理解古籍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和思想体系,从而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责编:金一、黄伟)